译本序（2/2）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书写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有一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取名《快乐的葡萄》，内容是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事实究竟怎样呢？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

《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眠》（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尔的《斯达兹·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理查·赖特的《土生子》（1940），分别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犹太人、工人和黑人的斗争。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们说，《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围，不等于说斯坦贝克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斯坦贝克同情破产的农民，支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但是他把主要责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并且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对立起来，借用人物的口赞扬联邦政府的收容所，说那里“有洗澡间和热水”，“没有警察”，“大伙儿自己当警察”，因此，流浪的农业工人“喜欢这个地方，大家在一起过得挺好”。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j·r·布赖厄编《美国现代文学十六家》）

在艺术风格方面，《愤怒的葡萄》不同于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泥土气息，却满怀同情和愤慨，充分地、真实地写出一个饥馑的三十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所擅长的抒情描写变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强烈的对照中见出义愤：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前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因为食物只好任其腐烂，非强制着使它腐烂不可。

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人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抛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而对于劳动人民之间的情谊，却又写得这样亲切，这样富于寓意。这是乔德的妹妹罗莎夏在给一位素不相识的、饿得奄奄一息的人喂奶：

在那响着细雨声的仓棚里，罗莎夏呆呆地坐了一会。然后她把困乏的身子挺起来，裹上那条被子。她慢慢地走到那角落里，站在那里低着头，望着那张憔悴的脸，看着那双鼓得很大的、吃惊的眼睛。随后她慢慢地在他身边躺下。他慢慢地摇摇头。罗莎夏把那条绒被松开了一边，露出她的乳房来。“你得吃一点才行，”她说。她扭动着身子靠拢他。把他的头拉了过来。“吃吧！”她说。“吃吧。”她伸手到他的头下面，把它托着。她的指头轻轻地搔着他的头发。她看看上面，又看看仓棚外面，渐渐合拢嘴唇，神秘地微笑了。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者赞扬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像的创作，表现出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这一评语点出了《愤怒的葡萄》的特色。

——董衡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