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1/2）

四三

这个夏天留下了一个血腥时间，也留下了一堆问题。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上校为什么要那样做，既割小瞎子舌头又挑他手筋？割了就割了，怎么又给他伤口缝针？这似乎是矛盾的。问表哥，表哥总叫我少管闲事，不搭理我。表哥很怪的，自从小瞎子出事后像变了个人，不爱来我家，平时也不大爱抛头露面，整个人有点蔫掉。肉钳子也有这种倾向，不像以前那么活络。尤其提到小瞎子受害的事，两人一律沉默，躲开，避掉。他们好像为小瞎子的事伤透了心，悲伤的阴影叠着恐惧的心理，人像被霜打的嫩叶子，失去了往时的神气，幽暗下来。只有野路子，因为以前常受小瞎子排挤，吵过架，是不是有点幸灾乐祸？反正他一下冒出风头，是一枝独秀的样子，经常接受我们小孩子的追捧，我们问什么他都不避讳，敢讲，爱讲。他告诉我们，上校所以给小瞎子伤口缝针是怕他失血过多而死，死了就是命案，犯的是死罪。就是说，上校这样做是为自己留条活路，万一被抓捕归案，不会被枪毙，顶多判刑坐牢，不丢命。这是用心盘算过的，设计好的。

这见识深刻的，配得上上校的知识和聪明，我们信服。但针对上校为什么要割人家舌头又挑手筋这问题，他却是深不下去，老在浮皮潦草讲空话，一会儿指东，一会儿道西，讲得颠三倒四，漏洞百出，我们听着总觉得不确切，不服气。

要是以往我一定会去问爷爷，我相信他一定会给出确切答案。我爷爷和一般老人不一样，他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我爷爷是个民间思想家、哲学家、评论家，是我课堂外的同学和老师，我们同床共寝，相濡以沫——我给他暖脚，他给我暖心——一个个漫长的冬夜，一个个纳凉的夏夜，我问过他无数无数问题，什么问题我都可以问，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但面对这个问题，上校的问题，上校的所有问题，从此我不但不能问，甚至不能想。这是爷爷在这个夏天给我立的死规矩！

事实上从那以后我们家连上校的名字都极少提，谁提就要吃白眼，甚至耳光，好像他是我们祖宗八代的仇人；要不我们一家人都是势利小人，薄情寡义，专干过河拆桥、人走茶凉的事。上校，我父亲曾经最要好的朋友，现在却成了我们全家人的禁忌、毒蛇、地雷，天天藏着、掖着、躲着、避着。该死的上校，你让年少的我尝尽了保守一个秘密的苦头；该死的上校，你到底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到底为什么要对小瞎子下如此毒手？

没有人知道上校的下落，胡司令派出所有红卫兵四方找也找不到，公安局把通缉令贴满大街也不管用。他消失了，像小瞎子他妈，像一个屁，一夜之间从村里蒸发——我是眼看着他走的，那天夜里，那个惊涛骇浪的恐怖之夜，我和他，仿佛两只溺在洪水的惊涛骇浪中无力靠拢、只能呜咽分别的破船。

和上校一同消失的还有他老母亲。据野路子讲，胡司令得知老太婆在普陀山某寺院修行后，第二天就带着四大金刚星夜兼程，直扑普陀山。但还是迟一步，扑了个空，只扑到老太婆匆匆逃走遗落在客栈里的一副老花镜和一只香炉。香炉里的烟灰还是温热的，指明她刚走不久，也指明菩萨真的保佑了她。那香炉我以前在上校家多次见过，黄铜的，圆口的，立深比海碗深，底托伸着三只四爪龙足，沿口挂着两只凤头耳，掂一掂，沉得很，像盛着菩萨的灵魂。

这个夏天像这只香炉一样盛着神秘的分量，弥漫着令人好奇又迷惘的气息。尽管村里流传着各种关于上校为什么要这样奇里古怪毒害小瞎子的说法，但大家知道这些说法都不可靠。说法越多越不可靠。可靠的说法只有一个，只有等小瞎子医好病，由他本人公布。即使舌头医不好，医好手也行，可以写出来。但后来小瞎子从公社医院到县医院、省医院，从中医院到西医院，从江湖郎中到教授专家，把老瞎子算命挣来的钱花个精光，两个病照样一个也医不好。用老保长的话讲，钱哗哗流出去，都打了水漂，只买了个屁的声响。

这个夏天，老保长好似把小瞎子的断舌头接在了自己舌头上，成了一个多嘴多舌多事的长舌头，什么事情都要吃一口，插一嘴，嘴唇都被热辣的口沫星子灼疡了。

四四

我在多种场合听老保长讲过这样的话：“太监是什么人，聪明绝顶，人精一个。这世道是公平的，老天爷把他的裤裆掏空了，同时把他脑洞填满了。要比脑筋谁都别想比过他，他要救人，死人也救得活，他要害人，神仙也要被害死。所以啊，小瞎子的病去天上也是治不好的。”

这些话本来我爷爷都会讲，现在你给一袋子钱他都不会吐一个字。命丢了，钱顶个屁用场——我想爷爷一定会这样讲。爷爷费尽心机要我忘掉那个夜晚，自己却一直活在那个夜晚制造的恐怖的阴影下。他不懂法律，但知道自己和儿子在那个夜晚犯的罪——这在当时是常识，因为每次批斗会都在讲这些，要大家互相揭发罪行，有罪瞒着、隐情不报也是犯罪，几乎妇孺皆知。正因为不懂法律，法律的威严被爷爷无限放大，压得他抬不起头，喘不了气，惊恐得要死。现在你要跟爷爷谈上校的事，没门，威胁利诱都没用。爷爷像小瞎子一样变成了哑巴，倒是老保长变成了大喇叭，时常在祠堂门口大谈上校和小瞎子的事。

他经常大声地告诉问他的人：“他妈的这还用问，不明摆的，太监这样害小瞎子，就是要他闭嘴，有屁不能放，有屎不能屙。小瞎子一定掌握住太监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如果这东西叫小瞎子传出来，他就没法子活了，没脸皮活了。只有这样他才会下这毒手，舌头手筋一起咔嚓，杀人灭口一样的。太监不杀人，但灭了口，这就是太监高明的地方，他脑筋里有的是这些高明。”

有一次老保长在这么讲时爷爷正好在场，老保长讲完，爷爷似乎很有感想，接着老保长的话讲：“是啊，老流氓，历史上杀人灭口的案例多，所以还是什么都不知晓的好。老古话讲得好，箱子里存的钱是越多越好，心里存的事是越少越好。”

老保长问爷爷：“你箱子里存了多少钱？”

爷爷嘿嘿笑道：“我一没存钱，二没存事，三只剩老命半截子，等着死。”一边掰着满是老茧的手指头。

老保长哈哈笑：“提到死，现在排第一的不是你，当然更不是我，我是无论如何要排在你之后的。为什么？因为你满肚肠心思，心思多了，寿命就少了，这是阎罗王定的规矩，反不了的。”又哈哈，又讲：“那现在排第一的是谁？你推算是谁？当然是太监嘛，他犯罪逃跑，罪加一等，如果被公安捉回来保准要吃黄澄澄的花生米，五毛钱一粒（子弹）。这是国家定的规矩，你讲是不是？”

爷爷对上校的事犯忌，不想多嘴，只笑笑，不出声。

老保长冲着爷爷的笑——像抓住一个笑柄，开怀大笑：“看你笑的样子，像钻进了新娘子的被窝里。我知道你讨厌太监，恨不得他早死，可你儿子在哭知道吧，村里谁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好到门，好得情愿互相顶死。”

爷爷勃然大怒，臭骂他：“你放什么屁！都七老八十了还没学会讲人话，要顶死也该是你凭什么是我儿子，你在批斗会上帮他讲了那么多好话，鬼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骂完就气呼呼地走，不恋战。

我知道，爷爷是怕吵起来，气生气，话赶话，讲了不该讲的话，给人留下话柄，给公安抓到蛛丝马迹。看见我在场，爷爷一把拉我走，他也怕我留下来被人利用，套出那天晚上我看到的事情。这些事情讲出来就是父亲和爷爷的罪状，必须烂在肚皮里。自始至终，爷爷在上校潜逃的问题上一直保持高度警惕，谨小慎微，尤其对我，经常提醒我，开导我，甚至威胁我，必须守死。

很长一段时间，爷爷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对我讲同一句话：这事你守不住，我就喝农药死给你看。害得我经常做噩梦，看见爷爷喝了农药，口吐白沫，翻白眼珠。归根到底，这是上校害我的。该死的上校，你到底做了什么？到底去了哪里？到底为什么要对小瞎子下如此毒手？

四五

和爷爷比，父亲的警惕性要差一些，最显明的例子是表现在对两只猫的态度上。当初表哥把它们从学校领来交给父亲时，爷爷没有反对，以为只是暂时的；后来上校逃跑前想带走它们，他又是反对的，因为这会成为上校来过我家的证据。两只猫就这样阴错阳差在我家待下来，搞得爷爷难过死，老是担惊受怕，好像这是两只老虎，随时要伤害我们。

我发现，两只猫到我家后开始变得有点野，经常出门乱窜。我家没院子，父亲又要做生活，经常不着家，不可能像上校一样时刻守着它们，管着它们，疼爱它们。它们失落了，无聊了，吃饱了要出门溜达，饥饿了要野出去寻食，把人家晾在窗户上、屋檐下的鲞叼走，给我家淘气。关键是，它们是上校落在村里的尾巴，人们看到它们就会想到上校，想到上校和我父亲不寻常的关系。

日复一日，爷爷忍无可忍，时常恨不得一脚踩死它们，用唾沫淹死它们，用铁锅蒸了它们。要不是父亲阻拦，我想两只猫一定早被爷爷弄死，喂狗吃了。为这个，父亲和爷爷经常闹矛盾，吵架。有一次吵得凶，爷爷发了狠，提着刀扬言要剁了它们，父亲一手护白猫一手护黑猫，伸出脖颈对爷爷讲：

“你想要它们的命，先要走我的命。”

另一次吵得更凶，完全像敌人，父亲警告爷爷：

“你要敢要它们的命，我就敢要你的命。”

狠话插到底，两只猫才有幸挺过一道道鬼门。

猫活着，窜着，上校的幽灵就不散，爷爷的心病就除不了。怪的是，后来两只畜生真不见了，爷爷的心病反而变得更严重。那是这年冬天，五谷都入仓了，农活都休眠了，照例是县上整修水利的时节。父亲被派去江北鸡鸣山修水库，山高路远，条件简陋，必须自带碗盏、铺盖、粮食。也许是怕爷爷害死猫，父亲居然要把两只猫也带走。这很滑稽，好像他出门是去管谷仓，领着天兵天将。母亲强烈反对，骂父亲神经病。爷爷袖手旁观，不管，让父亲发神经病，懒得理睬。带走就带走，眼不见为净，最好是死在外面，这大概是爷爷的心理，他恨这两只畜生。

年关前，父亲收工回来，挑着两只大麻袋，一只装的是带去的铺盖、碗盏、衣裳等；一只装的是一些年货，有的是工地发的，有的是山上采的，有的是买的，都是过年吃的用的东西。父亲从身上摸出一条红丝头巾交给母亲，要她保管好，不许用，因为是给大哥将来谈对象预备的。给我一份礼物是一双新棉袜子，白色的，像供电局工人发的劳保袜。我捧在手里顿时觉得一股暖流火烧似的上了身，浑身都酥了：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新年礼物。这么多喜喜庆庆的东西，一副过新年的样子，我们陶醉在喜悦中，没有发现父亲少带了一样东西回来：两只猫！

爷爷最先发现，责问父亲：“两只畜生呢？”

父亲讲：“你不是讨厌它们，我把它们煮了吃了。”明显是气话。

爷爷讲：“你吃了我也不会吃它们，讲实话。”

父亲讲：“死了。”

爷爷不相信，追问：“怎么死的？”

父亲答得干脆，像早对人讲过：“山上太冷，又没东西吃，就病了，就死了。”

我以为爷爷会开心地打个总结：“死了好。”或者：“早该死了。”或者相应的话，总之是幸灾乐祸吧。但爷爷似乎给难住，不知道讲什么好，犹豫好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这是命，忘了它们吧。”声音幽弱，分明是同情的心情，安慰人的口气，让我觉得爷爷好奇怪的。

春节过后，一天晚上我在猪圈里给兔子喂夜草。这是我睡觉前必须做的事，也是我读书附带的劳务：养好四只长毛兔，我的学费全靠它们洁白的长毛攒出来的。所以我每天下学都要去割一篮兔草，早晚各喂一次，年三十都免不掉。猪圈里没有电灯，一片黑，爷爷和父亲从屋里出来，没注意到我，就在我眼皮底下吵起来。

爷爷很气，很凶，开口就对父亲吼：“告诉我，那两只畜生到底去了哪里！”

父亲像在梦中被突然叫醒，很烦躁，责备的口气，顶撞他：“你凶什么，不是早同你讲过，死了。”

爷爷呸一声，依旧一口恶语：“别自作聪明！你以为我不知道，门旮旯里拉屎总要天亮的。”

父亲讲：“你知道什么。”

爷爷讲：“它们根本没死。”

父亲讲：“哪个鬼跟你讲的？”

爷爷讲：“别管谁跟我讲，你老实跟我讲，它们到底去了哪里？你那天到底去了哪里？”

父亲讲：“什么那天？我都在山里，能去哪里？”是且战且退的样子。

爷爷骂：“真想扇你！都什么年纪了还靠撒谎过日子。讲啊，你不讲是不？好，我来告诉你，”黑暗中，爷爷步步逼近，逼得父亲团团转。“（腊月）十五那日，山里落大雪，休工两天，当天下午你带着两只畜生下了山，第二天中午才回去，畜生不见了。你老实讲，那天你去了哪里，猫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