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1/2）

清晨睁开眼时，外面正在下雪。我没有朝外看，躺在床上就感受到了雪的来临。遇上雪天，房间里的空气似乎会膨胀发白。雪下得悄无声息，但我知道，大雪已经覆盖了周围的一切。置身在清冷的空气中，我想起今天是元旦。

昨天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年。从今天起就是新的一年。今年是昭和五十几年来着？没多久我就想起了答案。那该是一九七几年呢？七后面的数字却一时卡了壳。我有些赌气，很快又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聊。

在床上躺了一阵，我想起报纸已经送来了，于是起身下床。虽然下雪天会稍稍暖和一些，但即便如此，只穿法兰绒睡衣还是会冷得打战。我小跑到家门前，把报纸从信箱中抽了出来。元旦当天的报纸有厚厚的一沓，抽出来的时候有些费劲—年年都是如此。拿着报纸往床边跑的时候，我停下来透过阳台上的窗帘边角往外瞧，果然是在下雪。视野里的屋顶白雪皑皑，就连从屋顶上探出来的电视天线都被雪裹成了圆柱状，远处的防雪林已然成了白茫茫的一片。

下大雪的元旦有多少年没见了呢？去年的元旦似乎是个晴天，前年是什么天气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因为赶上了大雪，所以窗外看不到一丝人影、车影。如果只盯着阳台上的窗户看，落雪就像是一条白色的河流。我出神地看了一会儿，又钻回被窝翻开报纸。元旦的报纸和从前一样，充斥着“希望”“奋进”“未来”等字眼。与此同时，“萧条”“失业”之类的词也不断地映入眼帘。只是，绝大多数报道应该都是一周或十天前写出来的。翻看完一遍新闻标题后，我又一次涌起了睡意。

昨晚回到家已是凌晨三点多。夜里十二点，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起，巡警车就呼啸起来。我被一通电话叫出家门，走进医院一看：四五个人挤在过道上，看诊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据说，老人是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倒地不起的。

“平时都好好的，去年春天血压还是160，医生说不算很高，我们便没有太担心。”老人的儿媳解释道。除了儿媳，老人的妻子、儿子也来了，只是都不如儿媳沉着。听着儿媳的表述，我给老人听诊后，又量了血压。他心脏跳动正常，血压155，也不算很高，但老人面色潮红，轻微地打着鼾。老人的肺部与躯干似乎没什么异常，左侧手脚灵活自如。把他的手拿起再放下后，手也会自然垂降。我试着用针去戳他的右手臂，毫无反应，只有膝跳反射异常活跃。从临床上看，这种症状最有可能是脑溢血引起的半身偏瘫。

我当即决定让老人住院观察，并嘱咐护士给老人打点滴，戴氧气面罩。老人的家属先是看着护士忙前忙后。过了一会儿，老人的儿子小心翼翼地开口问：“我爸爸没事吧？”我告诉他，病情究竟如何，得看患者什么时候能从昏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如果二十四小时后依然意识不清，就有点儿麻烦。儿子思索了片刻，又问我：“要是没及时醒过来，是不是就救不回来了？”

“也不是。昏睡两三天后才醒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但醒得越迟，身体情况就越差，后遗症也越严重。”我如是解释道。

老人的儿媳看着昏睡中的老人的泛红脸庞，摩挲着他的手说：“刚开年就得了这样的病，爸爸太可怜了。”

打完降压针，我用转移床把老人转移到了二楼值班室旁的201病房，给他打点滴，戴氧气面罩。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一动不动，只有在插鼻氧管时，才终于摇起了头，仿佛心里并不情愿。然而，这只是人在鼻黏膜被刺穿后正常的条件反射，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举动。脑溢血一旦发作，就只能静待病人自行醒转，吃药打针都没什么明显的作用。我对家属说，病房里来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只留两三个人陪护就行，请剩下的人出去。然后，我又嘱咐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有什么情况请立即联系护士，说完就离开了病房。

等回到值班室，时间已过凌晨两点半。虽然值班室里有暖气，但还是有股凉意顺着走廊传了过来。我洗了个手，在老人的病历上填写了初步观察结果。这时，去病房的护士也回来了。值夜班的护士一共有两名，脸上都微带倦意。突然，她们郑重并异口同声地对我说：“已经是新年了，祝您新年快乐。”

“元旦凌晨就来了急诊病人，今年可能不走运。”

听我这么说，两个护士又笑着说：“早就习惯不走运了。”说着，她们躺到沙发上，把毛毯盖在身上。

“你们闲时也该稍微休息一下。”我说着站起身来。

如果从医院的后门走，那么到我家所在的公寓步行用不了一分钟。今天凌晨，我抄近路回家时还没有下雪。当时，厚厚的云层已铺满了天空，不过在积雪的反射光下，我完全用不着费力找路。如此看来，雪应该是我凌晨回家之后下起来的。回到家，我喝了杯白兰地，就上床睡觉了。一直睡到今早都没被吵醒，看来那位老人的病情大概是稳定下来了。我拿起枕边的电话打到医院值班室，询问凌晨那位老人的情况。

过了早上八点，值白班的护士主任就和昨晚的夜班护士换了班。她同样先说了句“新年好”，然后对我说：“目前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病人一直在昏睡。今天早上已经按病历里的医嘱给病人打了点滴，现在刚打完。”

“病人出现再次发烧的症状了吗？”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护士主任告诉我，今早八点测量时，体温是372摄氏度，脉搏每分钟70次，血压165/110。我让她中午再给病人打一次早上的点滴，然后又试探着对护士主任说：“我现在刚起，下午再查房吧。”护士主任停顿片刻，回复了句“好的”，声音里似乎包含着些许不满。

从除夕 到三号的四天时间里，我会一直在医院当值。当然，我也可以回家，不用一直待在医院里。然而即便如此，连续上四天班还是有些难熬，而且凌晨又来了急诊，三点才回到家。我本来还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情况给护士主任解释一下，但转念一想也没有说的必要，于是就止住了话头。“那下午早点过来吧。”听着护士主任严肃的声音，我应了一声，背对着窗户继续睡觉。

再次睁开眼时，房中的光线更加明亮了。窗外传来了孩子们的欢笑声。不知他们是不是在扫雪，那声音仿佛被淹没在了雪里，听得不是很清楚。我看了看枕边的时钟，差五分十二点。我躺在床上抽了支烟，又贪恋地汲取了一会儿床上的暖意，然后起身下床。如同往常那般，下床的瞬间带来一阵细微的震动。我打开暖炉，拉开阳台的窗帘。雪依然在下，早上起床时还有留白的窗户上的玻璃，如今已几乎被白雪覆盖。

我在散发着暖意的暖炉前换下睡衣，又洗了把脸。因为昨夜回来得晚，我把白兰地当安眠药喝了，现在白兰地酒瓶和酒杯就那样散落在桌子上。我把酒杯放回到洗碗池，照了照镜子，昨天刚剃的胡子又冒出了头。本来还纠结今天是元旦，要不要再剃一剃，但屋里太冷，我又不想把剃刀贴到自己的脸上，便作罢。

我住的公寓一共有三层。听说院长在建这栋公寓时，原本是想把它当作员工宿舍，但现在除了三楼，其他两层都住着医院员工以外的人。我住的房子在三楼最左边，内有一室一厅一卫，采光很好。租这套房子的时候，院长告诉我，它是整栋公寓中最好的一套房子。这栋公寓建在整个城镇的高地上，站在阳台上，越过眼前几栋新建的住宅，还有住宅前方的建材存放场，就能望到广阔的平地。我喜欢这里夏天的日落景象。到了冬天，这里的景致则过于单调，截断一片白茫茫的唯有那片被白雪覆盖的防雪林和四处屹立的白杨树，一切都显得广袤清冷。此外，这里还有一个缺点：公寓楼的左后方是机场，或许是因为临近起降跑道，头顶上时常会突然掠过轰鸣声，有时会将我吵醒。但不知是不是因为风向的关系，冬天的时候几乎听不到这种声音。

如同往常那般，我准备抄近道，从公寓北侧走到医院后门。然而，今天这条路被大雪给封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感觉积雪已经没到了膝盖。无奈之下，我只能回到大路，朝着医院的正门走去。医院前的半圆形广场似乎已经扫过一次雪，然而清扫后又重新积起了约有十厘米厚的雪，停在右手边的货运面包车也被大雪覆盖了。医院门口孩童那么高的门松同样被大雪掩埋，只有下方的松枝微微露出了一点绿色。

我在门口掸了掸头上和肩上的雪，去了二楼的值班室。从除夕到一月三号这几天，医院只接急诊，当值的护士们都聚集在了楼上的值班室里。

一进值班室，三个白班护士就异口同声地说道：“新年快乐，今年也请多多关照。”我回以同样的话，接着又说：“也没什么可快乐的……”大家都笑了。

时间已是下午一点。护士们似乎是吃完午饭，刚从食堂回来。

“凌晨来的那位患者好像有点儿发烧。”护士主任说着就给我看了温度表。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显示体温的那条红线缓慢爬升，停在了379摄氏度的位置。去病房一看，只见老人因长时间发烧而变得满脸通红，嘴唇干裂。他的疼痛反应微乎其微，无疑还陷在深度昏睡中。护士给他上了氧气机，早上又打了点滴，老人依旧是一声一声地打着响鼾。

病房里，他的儿子、年迈的妻子以及两个像是亲戚的男人，正枯坐着。

“他怎么样了？”我诊察完准备离开时，老人的儿子开口问道。儿子的年纪看起来早已过了三十岁。我回答说：“稍微有点儿发烧，不能掉以轻心。”他又问有没有什么退烧的办法。

老人是脑溢血引发的中枢性发热，没法像治感冒发烧那样采取降温措施，即使吃退烧药也不会有明显的效果，反倒只会刺激末梢血管。我本想对老人的儿子说这些，但解释起来又很复杂，就只是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儿子陷入了沉思，年迈的妻子也垂下了目光。

从放在温度表上的病历卡里，我了解到老人现年六十五岁，名叫金井昌次郎，就住在本地，经营着一家棉被店。看到这里，我想起自己曾经路过那家店。它在本市的国道边，店门前总是陈列着各色棉被。在有着三万人口的t城，人们提起棉被店，大致说的就是那家店了。

“我爸爸没事吧？”儿子问了和凌晨同样的问题。说实话，我不敢断言老人一定会没事，如果发烧继续加剧，昏睡的程度就会加重，情况不容乐观。“还要继续观察，现在一切都不明朗，今晚可能是关键。”老人的儿子看了我一眼，接着又看向老人。我检查完老人下身的留置导管，随后离开了病房。

之后的查房很快就结束了。元旦的假期较长，需要做手术的患者早在去年十二月初就做完了手术，大部分赶在月末前出了院。目前，未出院的病人中比较麻烦的是211号房的哮喘病患者、213号房的子宫癌患者和215号房的脑血栓患者。

患哮喘的老人家近来病情稳定，没有再犯。子宫癌患者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估计还有两三个月可活，从大学附属医院转院过来时，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膜的位置，早已回天乏术、时日无多。因此，元旦期间的查房不像是查看患者的病情，倒更像是到各个病房走一圈，互道新年祝福。重复个几十遍后，我稍微感到有些厌烦。说是过元旦，但就我自己来说，昨天到今天根本没什么不同，其他患者或许也是如此认为。

巡视了近一圈，当我最后走到215号房前时，护士主任像是突然想起来一般对我说：“诚治夜里又不见了。”

茂井千代是去年秋天从s市的综合医院转来的脑血栓患者。一般来说，血栓病只会引发病灶部分的神经麻痹，但不知是不是因为脑内的浮肿太过严重，她几乎全身麻痹，大脑也出现了问题。被送来的时候，茂井千代已经说不出话了，也几乎理解不了我们说的话的意思。病发一年半后，她依然瘫痪在床，毫无恢复的希望。她的状态近乎于植物人，到如今依旧没有丝毫转变。此刻，看到了我，她也没有只言片语。五十多名住院患者中，没说“新年好”的就只有她一个。

接收茂井千代的时候，我感到很心塞。这样的患者即便住了院，病情也不会好转。我们只能不断地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像是喂饭、换裤子等等。我也不是厌恶这样的工作，只是在完全没有看护设施的医院里，护士的人手严重不足，如此一来，必然需要患者家属承担一定的护理工作。我说了心里的担忧。和患者一起过来的福利机构的员工说，患者的丈夫会在一旁陪护，这一点不用担心。那名员工还解释说，患者的丈夫早在半年前就辞了工作，专心陪护患者。他之前在距离本市八公里远的地方种田，自妻子病倒后就抛荒了。他们家还有一个就读于四年制农业高中的女儿和一个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但目前两人都要上学，所以没办法在患者身边陪护。住院时福利机构派人跟过来，是因为患者家是贫困家庭，他们选择接受医疗扶助。

“请一个护工确实更好，但病人现在全身瘫痪，找不到可以护理下半身的人……”福利机构的员工略带歉意地说道。照他说的来看，我们也没有拒绝接收病人的理由，加上院长也表示同意，于是我接收了她。

病人的丈夫叫茂井诚治，是个三十八岁的健壮男人。询问他妻子的病史和家族病史时，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让问话的人大费周折。茂井诚治有着宽阔的肩膀和瘦骨嶙峋的大手。不过，或许是因为一年没种田，相对农民来说，他的肌肉有些松弛，肤色也比较白。

诚治的话很少，几乎没主动开口说过话。我去查房的时候，他总是在妻子的床边看漫画，要不就盯着隔壁床患者的电视。我曾经还有点儿担心，这个粗笨的男人是不是真的能替意识不清的妻子换尿布、喂饭。不过听护士说，嘱咐他做什么，他就会照着做，只是动作粗鲁。有时一个不高兴，他也会把病人放在那里一天都不管不顾。总之，性格相当捉摸不定。

一开始的时候，护士们都很同情要陪护瘫痪妻子的诚治，后来却渐渐开始对他感到不满。

“你告诉他，他就一言不发地听着；第二天再去看，一切照旧。病人没有意识，发不了牢骚，但也不能借此偷懒啊。昨天，隔壁床的村上抱怨臭得受不了，要我们帮病人换尿布。”

护士说的，我能理解，不过一个大男人陪护瘫痪的病人两年，有了偷懒的念头也是人之常情。我这么辩解着，可护士们说，哪怕是男人，既然做了陪护，就要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然她们就很难办。护士们的情况，我也清楚，只是患者一直瘫痪在床，护理松懈下来，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的千代即使有人搭话也无法给出回应，就像一台只会进食和排泄的机器。自然，她也不能做动作，整天像扎了根似的躺在床上，和植物人的状态一模一样。诚治每天在她身旁无聊地看着漫画。

诚治是在元旦凌晨失去踪迹的。

“早上量体温的时候没看见他，我还以为他去上厕所或到别的病房玩去了。问了隔壁床的村上，才知道从凌晨就看不到他的人影了。”一旁的护士说。千代住的是双人病房，她的床位靠近门口。诚治总是在妻子床下的地板上铺张垫子，人就睡在垫子上，可现在垫子和棉被都被叠起来收在床下。

之前，他也有几次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回了位于沼田的家。他们家是贫困户，没多少钱，除夕也没什么可玩的地方，诚治如果离开医院了，也只能是回了自己的家。可隔壁床的村上又说，她从夜里十二点开始睡觉，在那之前，诚治一直都待在病房里看电视。诚治有一辆旧金杯车，但在过冬期间，车的蓄电池没电了，防滑轮胎也磨损了，他就一直没有开过。发往沼田的巴士一小时一趟，最后一班在晚上九点发车，再往后就没车了。

“难道他冒雪走回去了？”护士主任一脸惊异地说道。其实，凌晨三点过后才开始下雪，如果他在一点左右离开了医院，那时候还没下雪，路面应该会被降雪前的寒气冻硬。

我又一次想起来今天是元旦，就说：“孩子们都回了家，诚治会不会是想和孩子们一起过年？”护士主任说：“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该告诉我们一声啊。”护士主任的话确实在理。下这么大的雪，他要是回了沼田，现在就不方便回医院了。

千代躺在床上，对丈夫消失的事情仍一无所知。她身上和腿上为防止夜间因无意识的动作摔下床而系上的绳子依然保持着原样。千代原本瘦小，近来身体又缩了一圈，脖子和手指甲上都有了纹路。她的病历卡上登记的年龄是三十四岁，比丈夫小四岁，外表看上去却像个近四十岁的女人。“千代女士，您丈夫不见了啊。”护士边解绳子边说。千代没有答话，只用玻璃球般的眼珠看着护士。

“算了，问您也问不出什么。”听着护士漫不经心的话，千代还是用小女孩般的目光看着天花板。她身上总有股汗液、尿液与除臭剂混合的刺鼻气味，然而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过衣服，她穿的内衣干净清爽，没有闻到汗酸味。

“诚治之前没有表现出离开医院的迹象吧？”护士主任问隔壁床的村上里。村上里今年五十二岁，半年前因患风湿性关节炎住进了医院。她右膝有积水，现在左手关节肿胀。“凌晨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他还坐在那里看电视，之后我睡了，后来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了。”窗边的水泥台上摆着一台十二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听村上里说，诚治在和她一起看电视的时候，有时会毫无预兆地换台，为此两人吵过很多次，要让护士来调解说和。诚治最喜欢看的节目是唱歌和女子职业摔跤。

“马上找农业合作社，请他们联系诚治家里。”诚治家没有电话，要和他联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让他到附近的邻居家用无线电呼叫医院这边。对护士们来说，诚治的离开就意味着自己工作量的增加，过年放假期间人手本来就不够用，千代没人陪护，问题会很严重。

“要走也得先说一声啊。”护士主任再次发出了抱怨，但人已经走了，现在说什么也没有意义。我回到值班室，再次看起今天凌晨急诊病人的温度表来。从凌晨到现在，红色圆珠笔画出的线恰好上升了一度。是不是之前打的点滴没起作用呢？这么想着，我便交代护士把退烧剂加到点滴里，说完就离开了值班室。

下了楼梯来到前边的候诊室，只见近十个病人正坐在环绕着柱子的圆形沙发上看电视。电视上，身着年节盛装的明星正在做口技表演。病人们看到我就低下了头，有几个说了声“新年好”，与先前的寒暄一模一样。我原打算接下来去走廊前端的后厨看看，走在路上又改变了主意，直接回了办公室。什么时候去后厨都能吃上饭，而我现在没什么食欲，也懒得和爱聊闲天的阿姨们再互道一次新年祝福。

办公室里，当值的“军队”坐在秘书长的旋转椅上，腿搭在桌子上，也和其他人一样在看电视。军队姓小森，之前在自卫队待过，说起话来带着点儿军队的作风，于是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军队”的绰号。我一进办公室，他就慌忙把脚放下来，像是在作重大汇报一般对我说：“谨祝新年快乐，今年也请您多多关照。”我只回了句“多多指教”，随即在他对面坐下。

“您坐我这里吧。”他似乎对坐了秘书长的椅子这件事感到不好意思。我说不用，随即在没有扶手的文员椅子上坐下来，点了支烟。

“雪下得真大啊，再怎么扫也赶不上积雪的速度。从早上起，飞机好像也全部停飞了。”军队说。双层玻璃窗外除了纷纷扬扬的雪，什么都看不见。雪下得这么大，确实来不及清出跑道。“说是瑞雪兆丰年，但下成这样也不行啊。”出身新潟农村的军队说了这么一句后就站起了身，拧开屏风暗处的电炉开关，烧起了热水。

“秘书长的办公桌上有已经给您分好的贺年卡。”

办公桌整理得很有新年气氛，桌子上确实像他说的那样，摆放着一叠一叠的贺年卡。贺年卡堆得有高有低，给我的大概有三十张。我一张一张地看过去。这时，军队说：“我看了一下，其中有一张很奇怪。”给我的贺年卡绝大多数都是这一年来到这个地方后认识的人写的，其中一半是我的病人。老朋友知道我不写贺年卡，因此也不会给我寄；即便寄了，应该也都送到我之前的住所了。

“收件栏的字写得那么漂亮，贺年卡里写的内容却完全看不懂。”听军队这么说，我立马就知道他指的是哪一张了。那张贺年卡夹在中间位置，正面是写着这家医院的名称及我的名字“村中繁夫”的漂亮字迹。字是用墨水写的，笔触柔和婉约，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出自女性之手。然而，翻到背面一看，正文部分完全不知所云。只见长短不一的线条一时往左一时往右，处处重叠；有些地方特别长，有些地方又特别短；用的书写工具是黑色魔术笔，看起来就像是无知的婴儿随手画出来的东西。整体看来，那些线条基本都集中在贺年卡的右半边，左下方有一片大大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