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1/2)
理查德·尼克松到白宫上任时,坚信美国精神正被国内激进分子、堕落的嬉皮士、剥削他人的色情产品出版者所侵蚀。他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就是要将这个国家从它骇人的诱惑物中净化出来,在校园和城市中重建律令和秩序,为此他倡导了一场“公民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尽管他的出生地就是美国大部分色情电影和露骨色情照的发源地,可尼克松既不欣赏也不理解这些东西的魅力何在,他也从不认同南加州人散漫、闲适、自我放纵的生活作风。
尼克松在崇尚户外运动的加州成长为一个从事室内工作的人。他是清教徒,出生于洛杉矶城外一个穷困的乡村,那儿离《愤怒的葡萄》比离好莱坞山更近。他的父亲是个冷漠的电车司机,1906年从俄亥俄州一片不毛之地移居到西部,曾经经营过柠檬种植场,但失败了。他脾气暴躁,沮丧失意,要求孩子们服从他严厉的纪律。尼克松的母亲汉娜·米尔豪斯12岁时和她信奉贵格会的父母从印第安纳州来到南加州,在惠蒂尔宗教社区中长大。这社区是19世纪末由新英格兰的贵格会信徒建立的,同一时期,詹姆斯·唐纳崇尚性爱自由的奥奈达社区成员搬到了附近的圣安娜。汉娜是个坚毅不屈、信仰坚定的女人,为了给理查德·尼克松患结核病的兄弟付医药费,她离家做厨子和清洁工工作三年。
理查德·尼克松毕业后做了很多份工作,几乎没有放松闲暇的时间,他成长为一个尽职尽责、不苟言笑的年轻人。周末时他在友谊教堂弹钢琴,在惠蒂尔学院——致力于培养基督教领袖人物的贵格会机构,他名列前茅,辩才尤其凌厉。他获得了奖学金就读于杜克大学,从法学院毕业后,他先是在海军服役,之后于1946年击败一名加州民主党员,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他抨击这名民主党员的自由派观点是亲共产主义。尽管这场措辞激烈严苛的竞选活动,和此后很多类似的竞选一起,将尼克松以爱国者和卫道士的形象置于全国万众瞩目的焦点,他自己却鲜少感到被选民真正接受和崇敬,甚至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中他也常常内心不安。
如果尼克松能完全掌控这个国家,他会将惠蒂尔学院的风气推广到大街小巷,那里充满了秩序和服从,有对勤奋工作、宗教和道德刚正的尊敬。上任总统时,他带了两个加州人去华盛顿,他们和他一样认为这些传统应该保存下来,这两人成为他国内事务的首席顾问。他们都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是不沾烟酒的基督教科学派 [121] 信徒;都是保守的共和党、爱国者、顾家男人,对喧闹的反主流文化、广为扩散的性放纵、影视和出版物愈发色情化的趋势大感震惊。其中一个叫hr霍尔德曼,高个平头,是个专断的前广告经理,日后成为尼克松的白宫幕僚长。另一个是检察官约翰·d埃利希曼,前鹰级童子军 [122] ,授勋的空军领航员,在德国境内执行过26次轰炸任务,他之后成为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在丹尼尔·埃尔斯伯格把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媒体之后,埃利希曼组织“堵漏人员”进行报复,他们突击查抄了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医师的办公室,还有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在水门的总部。
除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尼克松总统在自由派的厄尔·沃伦 [123] 退休之后任命沃伦·伯格——一位白发苍苍、仪态庄严、卫理公会崇高道德的模范,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以此来支援他的“反淫秽的十字军战争”。伯格是美国前助理司法部长,由艾森豪威尔任命在上诉法院供职,他支持政府对国内激进分子的窃听特权,限制媒体自由,厌恶色情产品。
不久,在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去世,亚伯·方特斯 [124] 因公众对财政问题的质疑被迫离职后,总统又得以在最高法院安插了三名保守派。他们分别是威廉·伦奎斯特——47岁,来自密尔沃基市,是务实坚定的戈德华特共和党员,他曾在尼克松的司法部工作,赞成死刑判决,反对堕胎;哈里·布莱克门——绝对戒酒主义者,老派刻板的哈佛毕业生,明尼苏达州人,他和首席法官伯格上的是同一所小学,也加入了圣保罗的同一所教堂,还是伯格婚礼上的伴郎,在任命前的面试中,布莱克门回答尼克松的提问时向他担保,布莱克门家的三个孩子没有一个是“嬉皮范儿”;还有刘易斯·f鲍威尔——一个体面的弗吉尼亚州人,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在最高法院任职后不久就被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有一天他不得不坐在法庭的放映室里,观看色情电影《一丝不挂》中金发裸体的瑞典女演员淫荡的表演,这是一起淫秽案的证据。
有这些守旧的法官入驻法院,尼克松期望反色情的行动能得到大范围支持;他同时也期冀从新成立的“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中获得帮助,这个由前总统约翰逊于1968年委任的18人小组,旨在研究露骨色情物品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且在必要情形下提议一些矫正方案。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以及很多国会议员和教会领袖很久之前就坚称,露骨的性杂志和电影会怂恿暴力犯罪和强奸,但联邦政府一直没有尝试寻找证据来证实这种论断,直到该总统调查委员会建立,国会拨款200万美元支持该委员会进行一项历时两年的研究。
委员会中有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神职人员、律师和商人。其中一位成员在1969年因一项外交任务辞职后,尼克松任命了一位他挑选的人,据他所知是全美反色情最狂热的人之一。他名叫查尔斯·h基廷,是个精瘦、金发、坚定的天主教徒,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是辛辛那提市的检察官,他多年游说反对性电影和书籍,使得辛辛那提的头条记者们称他为“洁净先生”。
查尔斯·基廷是六个孩子的父亲、全美高校游泳前冠军、“二战”期间海军战斗机飞行员,以及一家大型金融公司的高级主管,在他的社区颇受人敬畏;50年代,他被城市报刊亭中越来越多的色情杂志和书籍激怒后,说服了一些热心市民、商业领袖和虔敬信徒加入他的反淫秽运动,并为他建立的免税社团“正派文学公民联盟” [125] 捐款。
该社团的主要目标是向地方政客和执法者施加社区压力,促使他们关闭辛辛那提有露骨性爱书籍和影片的书店和电影院,还号召人们写信抗议,甚至抵制性爱杂志商店店主、电视台或广播电台赞助方,只要它们容忍以性为导向的栏目,或播放其他可能被认为不适宜道德高尚的家庭合家观看的节目。cdl本质上是在复苏老天主教良风团 [126] 战前的策略,良风团曾经吓坏了好莱坞电影业,直到像霍华德·休斯和奥托·普雷明格这样的独立制片人出来勇敢地挑战它;虽然很多公民自由主义者最开始对基廷的cdl不屑一顾,认为它太过时了,该社团却在60年代蓬勃发展,成长为在20个州有32个支部的全国性组织,据估计,它大约有35万活跃成员,他们支持约束性爱及书刊检查制度。它的荣誉成员包括11位美国参议院议员、4位州长和100多名众议院议员。很多市政首脑、地方检察官,以及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华盛顿和洛杉矶的天主教大主教们都支持它。几十个大城市的日报,按理本该是反对书刊检查制度的,却都支持cdl的“洁净”计划,同意约束、压制或完全禁止x级 [127] 涉性电影刊登广告。这样做的报纸有《辛辛那提问询报》(基廷的弟弟是这家报业公司的董事长)、《迈阿密新闻》、《旧金山观察家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新闻》、《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芝加哥每日新闻》等。最终,连《纽约时报》也被这种趋势影响。
cdl自己的双月刊《全国正派报道》热情洋溢地详述每一场全国机敏的警察对“肮脏”书店的突袭查抄,热切地宣布法庭对色情产品出版者的定罪判决;它每期也会带着奉承的口吻刊印一位执法警官的人物小传和照片,此人定是最近惩罚过“淫秽商人”,大标题赞誉他为“本月执法者”。
《全国正派报道》中擅长揭发丑闻的编辑叫雷蒙德·高尔,是个戴眼镜、敦实、面色红润的50多岁男人,被基廷发现之前默默无闻地在洛杉矶工作,他当过一家牛奶公司的会计,还是一家链锯生产公司的系统分析师。高尔正是基廷希望招募到cdl的那种人:政治保守派,天主教徒,海军老兵,有七个孩子的顾家男人,为了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奋斗了几十年,还要压制住内心的愤懑——怨恨国家福利欺诈、充满优越感的校园激进派,还有性堕落者们,后者犯下了所有能想象到的反上帝、反自然的罪孽。
高尔是以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引起了基廷的注意。一个周日晚上,高尔走去一家中餐馆给家人取餐,路上不由自主地睁大眼睛站在一家新开的性用品商店门前,它就开在高尔家的好莱坞街区。在橱窗里他看到很多标题耸人听闻的平装书、排列整齐的电动按摩棒和橡胶假阳具、法式螺纹避孕套、一管管的润滑剂、吊袜带,还有很多本印有裸体年轻女人全彩照片的杂志,她们张开双腿、高展胳膊、半张着嘴巴。尽管不以为然地对自己嘟哝着,高尔仍感觉到一阵强烈的兴奋,可憎地觉察到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他马上转身走了,对自己竟然在那儿逗留了那么长时间感到困窘。
当天晚上,妻子和孩子都睡了后,那邪恶商店橱窗里的影像仍旧久久停留在高尔的脑海里。他被这些影像困扰,焦躁不安、心烦意乱;但他同时也感到被圣灵召唤,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自他在芝加哥老家当祭台助手的时期之后,就再没有过,他从内心深处体认到一份虔诚的热忱,希望对抗和战胜由可鄙的色情产品商所挑起的魔鬼诱惑。那晚他几乎没睡,第二天他给好莱坞商会写了一封愤慨的信,抗议在他家附近开那样一家店。一周之内他收到一封感谢信,信中承诺会通知警察。几天之后,他从报纸中读到那家店已经被当局查抄,关门大吉。
此事令雷蒙德·高尔印象深刻,大受鼓舞,一生中头一次体验到自己有力量影响这个鄙俗的世界,他开始一有空就驾车在城里转悠,记下其他性用品商店的名字和地址。在洛杉矶的商业中心,靠近市政府的地方,他算了算有六家生意似乎很兴旺的店面,于是他写信给市长,质疑像这样的店如何能合法地开在市长办公室和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周围。几天后高尔接到市反堕落小队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他说:“高尔先生,留意明天的报纸。”第二天,洛杉矶媒体头版都报道了对这六家店同时进行的突击查抄,逮捕了一些店员,没收了七吨淫秽用品。
这之后不久,一个cdl的代表联系了雷蒙德·高尔,紧接着,查尔斯·基廷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说期间,安排了与高尔见面。在外貌和风格方面,这两人迥然相异。基廷高挑,整洁得无懈可击,有居高临下发号施令的威严;而高尔资质平平,相貌沧桑,腰身足够宽,把他紧身西装的线缝处抻得紧紧的。但他们都对罪恶的性深恶痛绝,在这方面他们有相似的灵魂;更熟识对方之后,基廷觉得高尔又质朴又健谈,认为要是他为cdl代言会令人信服。
不久基廷对高尔的直觉要在一次检验中体现出来:cdl一个专讲性爱话题的常任演说者由于一项更重要的职责,不能到洛杉矶的一家服务俱乐部 [128] 演讲,高尔被说服去代替他。尽管最初非常紧张,因不得不站在一大群人面前而很难为情,但高尔仍用简单坚定的语句缓和了气氛,向听众表明,他反对色情作品作者公开亵渎私密而神圣的爱。他不否认色情产品的诱惑力。他承认事实上他和大部分人一样难以抵御它的刺激。但他说它很可能是引人堕落的,它替代了性结合所应象征的诚挚爱意,令人厌恶。如果兜售性产品的人将来仍享有现在这样的自由,被允许继续传播这些下流物品,他们的污染不仅会毒害消费它们的人——他们选择消费这些产品就难免受害,也会毫无例外地传播到整个社会,削弱家庭生活的质量,危害国家的伦理道德健康。
高尔的首次演讲如此成功,于是基廷力劝他成为cdl的发言人。高尔之后又公开露面了几十次,不仅在服务俱乐部里演讲,还和cdl的成员一起,在大礼堂的讲台上舌战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129] 的律师和各种各样拥护第一修正案的人。1967年雷蒙德·高尔接受基廷的提议,成为cdl洛杉矶支部的负责人,同时也代表cdl出现在加州和全国的学界听众面前与广播——电视脱口秀中。有一次高尔飞回他的故乡芝加哥,受邀在一场脱口秀中谴责色情产品,和他对峙的嘉宾是一个当地的色情产品商人兼按摩院店主,29岁,名叫哈罗德·鲁宾。高尔和鲁宾立马就互相看不顺眼。高尔认为这个直言不讳的年轻人是个无所顾忌、缺乏准则的俗物,而鲁宾从高尔身上看出自己父亲的迹象:那也是个在芝加哥出生、受压抑的蓝领保守派,性比越南战争更会让他不舒服。
1968年雷蒙德·高尔在华盛顿做cdl非官方的游说者。在那里,通过《读者文摘》的德威特·华莱士的帮助,高尔和cdl一位叫詹姆斯·j克兰西的律师一起,与几位国会议员私下会了面,强烈要求引入力度更强的反淫秽法案。他们被允许进入参议院地下的一个小房间,里面配有一个幻灯机和大屏幕,参与者有南卡罗来纳州的斯托姆·瑟蒙德议员、密歇根州的罗伯特·p格里芬议员和爱荷华州的杰克·米勒议员,他们向这些议员展示淫秽品的样本,这类淫秽品能在全国范围内通过邮政传播和销售,大体是因为目前最高法院的标准过于自由宽松。
颇巧合的是,高尔和克兰西在华盛顿的时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正开始组织公开听证会,提名亚伯·方特斯法官代替即将退休的77岁的厄尔·沃伦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很多政客和利益攸关的组织,包括cdl,都反对方特斯上任。1968年初夏和秋天,对方特斯的血泪控诉,包括他从研讨会费用中获利,还有据说他打过电话呵斥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都曾对约翰逊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持有异议。由格里芬议员带头的一些共和党人对约翰逊总统的行为表现愤怒,因为约翰逊总统虽然已经宣布1968年不会再谋求民主党提名竞选,却在主政的最后几个月,试图提拔他律政界的朋友就任高职,要不然此职位可能会由新总统青睐的人就任,那样首席大法官就可能会是个共和党人。
cdl与方特斯的不和,是由于他在最近几起淫秽案中对色情作品的宽容,包括他投票赞同合法化那本长期被禁的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妓女芬妮·希尔的故事(书名叫作《欢场女子回忆录》),还有在“科林斯出版社诉威斯伯利案”中纵容像《罪恶耳语》这样的黄色小说。此外,cdl注意到,《罪恶耳语》的出版商曾经是方特斯在华盛顿律所的客户之一——千真万确,cdl声称从联邦调查局探员那儿得知,此出版商据说曾吹嘘过和方特斯的关系,暗示这会保护他免受联邦起诉;cdl进一步宣称,这条联邦调查局内部消息在参议院的传播,最终影响了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里特·德克森(他最初是支持方特斯晋升的),使参议院内的势力天平倾斜到反对亚伯·方特斯的一方。
理查德·尼克松1969年1月宣誓就职总统后,他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带来一项对方特斯不利的新证据——他曾从一名金融家创办的基金会那里收受2万美元费用,该金融家曾经因为销售未注册的证券而获罪。于是亚伯·方特斯被迫从最高法院辞职,尼克松又得以在他的空缺处填补了一名保守派。
方特斯辞职一个月后,cdl又有了高兴事,尼克松任命查尔斯·基廷加入淫秽色情总统调查委员会,cdl的报纸表达出了乐观情绪,认为基廷强有力的个性(尽管他在约翰逊总统成立该委员会一年之后才加入)不久定会激励其他成员,找到有效的手段让淫秽产品好看。基廷认为该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其中有温弗雷德·c林克,一位来自田纳西州赫米蒂奇的卫理公会牧师;欧文·莱尔曼,在迈阿密海滩的伊曼纽尔寺中任犹太教祭司;还有莫顿·a希尔,一位天主教神父,之前曾在曼哈顿带领纠察队对抗色情作品出版商,他也是一个叫“媒体道德公司”的监察组织的主席。名单上还有一个来自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教员兼牧师,叫g威廉·琼斯;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还有两名女性,一个是来自南达科他州的英语教师,叫凯思林·斯比茨,另一个是在美国电影协会工作的纽约律师,叫芭芭拉·斯科特——人们期待对于女性身体常常在色情世界中被使用的方式,她们能浓墨重彩地表达出女性的愤慨。
其他委员似乎也呈现出可靠的社会图景:莫里斯·a利普顿,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奥托·n拉森,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爱德华·d格林伍德,门宁格基金会 [130] 儿童精神病学家;约瑟夫·t克拉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社会学研究者;托马斯·d吉尔,康涅狄格州少年法庭首席法官;弗里曼·刘易斯,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总裁;爱德华·e埃尔森,亚特兰大通讯社总裁;马文·e沃尔夫冈,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弗雷德里克·h瓦格曼,密歇根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该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b洛克哈特,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院长。
还有其他二十多名职员辅助委员们的工作,其中有些并非是做研究的专家,他们被指派在全国各地旅行,为委员们收集可用于分析评估的信息。成立后的第一年,在基廷加入之前,委员会曾派遣研究小组采访和分析那些制造露骨色情产品的大商人、色情商店经营者,还有定期购买的消费者。研究者发现,邮政检查员和执法部门对色情产品最为了解,他们不仅认识、洞察到该非法产业的规模和范围,还判断黑手党在生产流通色情产品过程中可能的影响。研究员去中西部和纽约的监狱,讯问强奸犯和其他性罪犯,期望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在犯罪之前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书籍和杂志。
委员会咨询了100个全国组织,要求他们书面提交对色情产品的看法。一名委员会调查员甚至被派去丹麦,因为最近露骨色情产品和现场色情表演在那里已经合法化,以期弄清这对丹麦性犯罪的数量、社会行为趋向以及该国的道德氛围有何影响。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一个科学团队每天给23名男学生播放90分钟色情电影,每周五天,持续了三周,想研究这些电影对学生个人习惯和情欲的影响。所有学生志愿者看电影时都穿着长袍,袍子下面的阳具上套着连有电极的避孕套,来精确检测勃起,他们的胸周围也挂着风箱,耳朵里戴着电子设备。每天放电影之前,研究者会私下问学生在看过电影后的24小时内是否自慰过或做过爱。
委员们自己也看露骨的色情电影。1968年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印第安纳州的金赛研究所举办,在那儿除了展示金赛博士收集的大量春宫图、简要告知全国最新的与性相关的数据,成员们还被护送到一间放映室,观看老式色情电影以及全彩的当代色情电影集锦。也许观众中最着迷的是莫顿·希尔神父,尽管放映结束灯光再亮起时他满脸通红。在纽约他是色情产品最博学、最不屈不挠的敌人之一。那次放映之后,还有以后接触类似作品之后,希尔神父都向委员会中的女律师表达心中的忧虑,担心她被强制观看如此污秽的东西;但当女律师表示这些并不真的令她惊惧嫌恶,神父很明显惊慌失措,回答说会为救赎她的灵魂而祈祷。
尽管委员和职员可以内部自由讨论他们对色情作品的反应,威廉·b洛克哈特主席却力阻他们向公众或政府官员透露个人见解。洛克哈特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研究项目有潜在的煽动性;如果处理不好,或者在委员会完成所有研究给出诠释之前贸然将残章碎片泄露给媒体,可能会引起很多误解和争执,以致削弱最终报告建议书的冲击力和重要性。因此,媒体或政客在调查期间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被转给洛克哈特或他的个人助理,由他们来统一回答;虽然在委员会第一年的运转中,洛克哈特的同事恰如其分地尊敬着他作为法学院院长的权威姿态和委员会主席的尊贵身份,但1969年查尔斯·基廷加入后,基廷过于自信专断的言行却立刻给团队互动带来一抹张力和对峙。
冲突开始于基廷发现大部分田野调查并非委员们自己进行,而主要是由洛克哈特挑选的职员和研究者开展的。紧接着进一步触怒基廷的是,洛克哈特选择的法律顾问,隶属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保罗·本德尔律师可以参加委员会会议,而基廷在cdl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詹姆斯·j克兰西甚至无权观摩这些活动。洛克哈特不允许基廷出席所有他想参加的会议,这也让基廷非常烦扰;在基廷看来,公开听证会可以很好地宣传色情产品的传染性,曝光靠售卖淫秽物品致富的不法商人,于是当洛克哈特坚持反对举行公开听证会后,基廷决定拒绝参加委员会之后的所有会议。
但比起基廷对委员会初步调查结果的激愤和嘲讽,他与洛克哈特之间锱铢必较的争执根本不算什么。由洛克哈特主导的委员会在1970年秋季完成了初步调查结论和建议,正准备编辑并递送给政府印刷局。基廷目瞪口呆地发现,花了那么多金钱、精力和时间调查色情产品,洛克哈特带领的大多数人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色情产品完全不是一个国家问题,处理它最明智的方法——至少在参涉者都是成年人的时候——就是干脆忽略它。
报告称:“委员会相信,政府无权持续干涉成人完整的个人自由,因为由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开展的大量经验调查,提供不出证据证明,接触和使用露骨的性物品会对社会或个人造成严重伤害,例如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性方面或非性方面的行为反常、剧烈的情绪扰乱等”。
报告继续说,在监狱和精神病院进行的研究发现,强奸犯和其他性犯罪者不大会是色情产品的消费者,却更可能有“保守的、压抑的、来自缺乏性爱的背景”;该报告补充道,对美国流行色情产品最为暴跳如雷的人群,是那些“过分热切的”“宗教方面活跃的”年长公民,他们也相信“报纸无权刊印批评警方的文章,应禁止人们出版攻击我们政府体系的书籍,应禁止人们发表反上帝的言论”。
放映色情影片对北卡罗来纳23个大学生造成的影响,大致是到最后他们都觉得无聊透顶;丹麦色情产品合法化,不仅没有引起早先一些丹麦人所担忧的犯罪率飙升,结果反而是,像窥淫癖这样的不当行为有相当地衰减。这似乎暗示,窥淫狂们既然能在裸体酒吧、色情电影和现场色情表演中看到更多,就更不愿意冒着被捕的风险从人家窗户里偷窥。报告继续说到,不同于很多美国公民的设想,美国性产业并非被黑手党或其他进行有组织犯罪的派系控制;色情商业自然是养活了很多有犯罪记录的人——想想看,警察不断以非法涉性交易逮捕他们,有犯罪记录并不奇怪,但没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与黑手党歹徒勾结的“统合的‘淫秽’产业”。性产业中的大亨——例如洛杉矶的米尔顿·吕斯和马文·米勒,圣地亚哥的威廉·哈姆林,克利夫兰的鲁本·斯图尔曼,亚特兰大的迈克尔·特维斯——大都确实不是美国商业促进会 [131] 中受人尊敬的会员,但他们也并不是统治着“一家子”职业杀手的黑手党教父,没有形成什么黑手党全国性网络。而且,报告继续说,美国大多数性产品的消费者,那些每年贡献百万美元观看色情电影、购买裸体杂志、光顾按摩院、在色情影片自动贩卖机那儿花了几吨硬币的人,基本上都不是什么道德败类、强奸犯、摩托党、杀手或其他精神失常的社会渣滓,相反,他们大多是最高法院所定义的“一般人”,或者用委员会报告中的话说:“绝大多数是白种人、中产阶级、中年、结过婚的男人,穿着西装或整洁的休闲装。”
色情产品对这些人的影响,并不像危言耸听者所坚称的那样,会刺激人们疯狂地跑到街上强奸女人,或煽动他们砸了房子抛弃家人。如果色情产品有什么刺激的话,也是引起私下自慰;或者要是这个人有善于接纳的妻子、情妇或女友,会增加做爱的欲望。但是,报告重申,犯罪行为并不来自接触色情产品,因此以洛克哈特为首的大部分人主张,美国政府——它每年投资数百万纳税人的钱骚扰和起诉色情产品出版商,成果却颇令人怀疑——现在应该废除所有不当的法律,那些法律剥夺了成年人观看、阅读任何所谓淫秽材料的权利。
查尔斯·基廷对这项建议很警惕,在警告了尼克松政权洛克哈特那儿即将产出的结果后,他在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暂时拖延了委员会出版报告的计划。在基廷申请的一条禁令被法官批准了后,他召集cdl的人马给华盛顿写信发电报,强烈要求“国会对委员会进行迅速彻底的调查”。委员会18名成员中,只有基廷和其他三人完全反对洛克哈特的幕僚所起草的报告。与基廷一道的反对者包括莫顿·希尔神父、温弗雷德·林克牧师和加州州检察长托马斯·c林奇。希尔神父对报告的怒气和基廷一样大;希尔——林克的联合反对意见以此表态开头:“委员会的多数人报告是色情产品出版商的大宪章”。
不久,很多重要人物加入了基廷的抗议。其中有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美国邮政部长,参议院两党领袖,以及美国天主教主教全国会议的主席。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声称:“如果我们想要一种社会,它鼓舞人高贵的一面、使人类得以升华,那么我认为色情产品绝对是有害的。”最终,尼克松总统弄清楚了报告确实像基廷宣称的那样,对人们不具有惩戒功能,于是他公开宣布“完全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并谴责委员会“损害了”国家利益。他补充道:“只要我主政白宫,国家控制淫秽产品、从国民生活中剔除淫秽产品的努力就不会松懈……委员会认为下流书籍影片的激增对人的品性没有持久有害的威胁……几世纪的文明史和十分钟的常识思考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美国的伦理道德并非儿戏。”
要是尼克松有权撕毁委员会的报告他一定会这么做的,但是委员会是在一项国会法案下运转的,该法案要求它书面呈交研究成果和建议;所以,基廷的禁令带来的十天冷藏期一过,委员会报告就复苏了,并进入投送政府印刷的程序,不过条件是允许出版另一份报告,反映出基廷 对色情产品问题的看法。
基廷的报告是一份长达175页的文件,责难了洛克哈特和他的调查方法,将委员会的事实探寻者们描绘成是天真的“象牙塔”学者和年轻的“青涩毕业生”,他的报告还重印了警方记录和时事评论员们的观点,他们将不道德的性和色情产品看作现代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基廷引述阿诺德·汤因比 [132] 的见解,即最先进的文化会推迟年轻人的性体验;他也加上布鲁诺·贝特兰 [133] 的言论:“如果一个社会不忌讳性,孩子会在性爱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历史彰显出,这样的社会无法创造文化或文明;它就一直是原始蒙昧的。”基廷的报告中也包含一段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134] 在1835-1840年游历美国后写下的文字:“我在美国宽阔的港湾和丰沛的河网中探寻她的伟大非凡——但无所获;在富饶的土地和广袤的牧场——也无功而返。直到我来到美国的教堂,听到她的布道坛被正义的言辞点燃,我才明白她非凡和强盛的秘密所在。美国是伟大的,因为她是高尚的——如果美国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复伟大。” [135]
基廷的报告所引发的争端,让报纸对委员会调查结果一事持续报道了很多天;就在事情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事件使冲突愈发恶化。1970年11月,加州出版了一套未经授权的插画版总统报告,这本售价125美元、352页光泽照人的大开本平装书里不仅有委员会项目的全文、基廷的辩论,还有对这个论题的图解——一张张照片和绘画,描绘交合的情侣、纵欲聚会上的群交、女性为男性手淫、男性用按摩棒满足女人、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中世纪的修女用蜡烛自慰、把放浪淫逸描绘得详尽精确的古代东方画作、把流行漫画书中的角色淫荡化的卡通画、巴勃罗·毕加索的色情雕刻、穿皮衣和高跟鞋的女人抽打上了手铐的男人、不同人种混在一起狂欢作乐的照片,还有一个红发女人用舌头爱抚一匹马的下体。书中有不少于546张插图,覆盖了读者能想象到的所有性交类型,出版商辩称,使用它们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正是委员会成员在完成报告前详细检查和评估的那种材料。
除了第一版发行了10万本并将它们投放到全国的“成人”书店,该加州公司还邮寄了55万本广告册子,里面包含书中的一些精选插图,并告知读者如何能买到插画版报告,同时也夹带了一条声明指责尼克松总统反对委员会的提议。广告册的大标题写着:“多谢,总统先生”。下面的正文继续说道:“一项伟大不朽的调查研究现在集结成一本巨著。所有的事实和数据以最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充分配有黑白和全彩插图。详细展现出史上最具争议的报告的方方面面。本书是所有公共和个人图书馆必备的 研究性书籍,严肃地涉及完整的学术自由和成人选择权。此项研究花费公共基金数百万美元,来发现在当今美国关于情欲的精准真相 ,但最高层却竭尽所能查禁这些信息。甚至总统本人也立即拒斥这些事实。企图压制这份报告是对全国每一个成人不可宽恕的侮辱。每个个体必须 被允许做出他自己的决定;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很多成年人,很多很多 ,读过这份报告后定会做出自己的决定。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里,甚至没有必要有这样一本书。”
可以预见,联邦调查局探员很快就弄到了一本这样的插图版报告,然后快递到约翰·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在那儿,局长表达完对这样一本书竟然可以刊印的愤怒和惊诧之后,提醒总统留意这件事。而尼克松已经看过这本书了,几天前怒不可遏的基廷已经寄给他一本,是雷蒙德·高尔在洛杉矶一家性用品商店闲逛时注意到,买了很多本,并向基廷通报的。尼克松对他看到的东西目瞪口呆,不久,联邦检察官和探员们就开始讨论怎样最有效地用法律手段惩罚出版商:一个精力充沛的叫威廉·哈姆林的50岁男人,他们已经相当了解他了。
早前十年在圣地亚哥,威廉·哈姆林曾在几起淫秽案中被传讯,在那儿他的公司靠销售书籍获利数百万,书籍包括热辣的平装书和杂志、激进的政治论文、科幻小说、非虚构作品、像亨利·米勒的《殉色三部曲》那样的畅销书、特里·萨瑟恩和梅森·霍芬伯格的《糖果》,以及萨德侯爵、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136] 和伦尼·布鲁斯的作品。曾一度是亚伯·方特斯所在律所的客户还被联邦调查局引述,据称说过自己逍遥于联邦律法之外的,正是哈姆林——高尔和克兰西1968年在参议院游说,反对提名方特斯任职首席法官时,提到的就是这段轶事。
实际上,政府掌握到的哈姆林的情况,不少已经被高尔在cdl报纸上发表了,他是从法庭记录中整合出哈姆林诉讼经历的案件历史;之后高尔会对哈姆林了解得更多,在圣地亚哥一间脱口秀的电视演播室里,他和威廉·哈姆林第一次打了照面。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一见面就会厌恶他,但在节目开始前与哈姆林在后台闲聊的几分钟里,高尔却很奇怪地缓和下来。举止和外表方面,哈姆林和高尔并非毫不相像:他们都是中年人,灰白头发,穿着几乎相同的保守西装和领带;都是芝加哥人,接受的是严格的天主教教育;继续交谈下去后高尔发现他们这一生几乎是彼此的影子。
两人都是在1921年夏天出生于芝加哥北区,在弥撒中都当过祭坛助手;他们在同一片沙地玩过球,上的是邻近的高中。哈姆林和高尔第一次离开芝加哥都是去服兵役,战后回来都娶了年轻的芝加哥女人,生了好几个孩子,并组织了一个大家庭。几个异常严寒的冬天过后,两人都举家迁移到南加州,在那儿,鬼使神差地,在色情作品问题上两人却持有了相悖的立场。现在,在圣地亚哥一家演播室里,他们将作为辩论对手被介绍给观众,高尔感到哈姆林对于自己似乎有某种亲缘关系,最初全无争执和烦扰他的兴致。
但当高尔在开篇陈述时颇有优越感地提及兴旺的污秽文学生意,哈姆林开始变得敌对戒备——痛处被触及,两人立刻辛辣尖锐地争执起来。哈姆林强调他有权私人拥有并按行规出版裸体杂志和色情书籍,而高尔质疑这项权利,主张应该禁止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接触这类诱惑人的东西,因为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应受谴责的,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是危险的。在将近一小时的时间里双方相互对抗,对话常被打断,情绪激动充满挖苦;甚至在录制结束后,两人还能感受到节目所激发的敌意和憎恶。摄影机停机、头顶的灯光熄灭后,高尔和哈姆林同主持人握了手,然后就冷淡地转身离开了对方,离开演播室前也只刻板地道了声晚安。
高尔后来好奇,到底是什么使他们虽然有如此多共同点,却在这一问题上迥然相异;他只能得出结论,在芝加哥的布道坛和联邦法庭的长椅之间的某处,哈姆林和他宗教的精神丧失了联系。
要是高尔能和哈姆林再多谈谈的话,他就能证实自己的猜想,因为威廉·哈姆林在40年代离开芝加哥加入军队之后,确实就丧失了信仰;尽管哈姆林也可能会辩称,是教会 自身丧失了信仰,因为它在战争期间背离了很多传统,变得更世俗,不那么克己禁欲和精神至上了,因此也就不那么配得上他曾经给予的敬畏和热爱了。
更年轻点儿的时候,哈姆林曾考虑过当神父,他在教会的约束中感到自身变得高贵,在它严格的规章准则中感到安宁无虑,教会鉴明和惩罚罪恶时的把握和确信也令哈姆林谦卑。虽然有很多限制,天主教至少在所有人类事物中表明了清晰的立场,它看起来绝对而且无所不知,而一个希望实现永恒救赎的教民,并不需要在这个混乱和殊途密布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路——他只需要虔诚地沿着教会清楚标明的道路走下去即可。
但在军队里哈姆林的观点改变了;在那儿他看到教会在战争中变得不那么超脱,变得尊崇国家主义,且更加放任纵容。几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罪恶的行为,突然不再被教会当作罪来惩罚了。天主教士兵周五可以吃肉,可以不望弥撒,可以不听每周忏悔后的规劝。主教祝福投炸弹的人;教会中的主事者和司令官结盟——确实,而且司令官比神父级别要高,后者穿着黄褐色卡其布罩袍向星条旗行礼;当军队将几吨性感女郎画报运往前线,为不能接近女色的战士们提供替代刺激品,曾经对这类事那么严厉监察的教会却沉默了,沉默的背后是同谋。
虽然,鉴于战争给社会和家庭生活几乎所有层面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教会的这种让步毫无疑问是无法避免的,但哈姆林仍旧相信,战时教会的世俗化确实暗中损害了众多像他这样的天主教军人的宗教热情;当他退伍后回到芝加哥的平民生活,他已不再被早先的熏陶、对罪恶狭隘的观点和对“不圣洁的性” [137] 的内疚感所支配。
适时地,哈姆林发现,他当编辑的那家出版公司分发各种各样的月刊,其中有一本叫《现代男性》,里面有性感女郎彩页和探险类文章,还有一份裸体主义者期刊,叫《现代日光浴及卫生》,内有喷绘的彩照。哈姆林的老板叫乔治·冯·罗森,拥有所有这些刊物;最早和哈姆林成为朋友的职员是冯·罗森年轻的销售经理休·海夫纳。尽管海夫纳比哈姆林小四岁多,但他对自己这一生要做成什么样的事却清楚得多,他已经决定不久就从冯·罗森的公司辞职,在自己创办的一份杂志上试试才气和运气。当海夫纳向哈姆林描述他头脑中构思的那种杂志,期望哈姆林能投资时,哈姆林饶有兴致地听着,但最终断定,虽然退伍老兵使战后社会愈发自由,但要在全国范围出版海夫纳预想的这本在性方面如此大胆的杂志,恐怕还没有足够多的人做好出钱资助的准备。
几年后,海夫纳作为《花花公子》的创始人一夜暴富,哈姆林却仍旧为通俗杂志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默默无闻地辛劳。一天下午两人在芝加哥友好地共进午餐;去餐厅的路上,海夫纳自豪地让哈姆林注意路边停着的一辆优雅的新跑车,一辆自己刚买的古铜色卡迪拉克敞篷车。哈姆林是开着他破旧的1941年产哈德逊汽车进城的,他对海夫纳如此迅速地改变境况印象深刻,也有点嫉妒——海夫纳不仅是富裕的出版商,还是《花花公子》的人格化身;尽管哈姆林知道自己的性情无法真正迎头赶上他的朋友——比起追逐艳遇,他更喜欢晚上和妻子弗朗西丝待在家里;而海夫纳最近离开了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去追求单身汉永恒的欢愉,但他仍禁不住痛斥自己当初过于谨慎,没有买《花花公子》的股份,现在它正在飙升。因此午餐期间,哈姆林坐在餐桌对面,带着愈发浓重的尊敬和接纳倾听海夫纳;当海夫纳表达出对哈姆林事业的关心,提议他也应该创办一份裸体杂志,并补充说男性杂志领域还几乎没有被开发出来,有巨大的财富等着被赚取时,哈姆林下定决心是时候放下他一贯的审慎缄默了。
再次听取海夫纳的建议,一周之内哈姆林就联系了帝国新闻公司的经理杰里·罗森菲尔德,是他最初帮助《花花公子》负担经费,现在正作为其全国经销商赚得盆满钵盈;罗森菲尔德赞同哈姆林创办新杂志的计划,承诺预先支付刊印所必需的款项,回报是授权他销售该杂志。于是,1955年11月,哈姆林创办出《无耻之徒》杂志的创刊号;虽然它没有《花花公子》那么时髦,印的是黑白照而非全彩,但1956年末它的销量也已经接近每月30万本,在书报摊上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从而招致cdl的非难——而且它被邮局归类为淫秽物品,邮局想要取消其二等邮递优惠。
海夫纳的杂志也被邮局裁定为淫秽物品;但是邮政检察官没有起诉销量更好根基更牢的《花花公子》,却决议拿《无耻之徒》小试牛刀,无疑是认为后者在法庭上更容易被打败。但在华盛顿,哈姆林在帝国新闻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有门路,而亚伯·方特斯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虽然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无耻之徒》辩护花了哈姆林13万美元诉讼费,但邮政局长的起诉最终还是被撤销——哈姆林得以仍旧以二等邮资标准邮递杂志;而休·海夫纳没花任何诉讼费,《花花公子》就自动享有了同等优惠。
法庭上的凯旋和他因此在男性杂志领域获得的名气,令哈姆林激动万分;当《无耻之徒》的月发行量逐渐达到50万份时,1959年哈姆林开始进军以性为导向的通俗平装书市场。他雇佣了几个有才华又穷困的写手,他们用笔名写出数量惊人的快餐式淫亵小说,由哈姆林在“床头书出版社”出版并大量销售。
1960-1963年间,哈姆林把公司搬到圣地亚哥,他从那些装帧俗丽的小说中获利400万美元,每一本小说都鼓吹一种淫荡的历险——尽管哈姆林使用的封面标题会奇异地唤起一种罪的情绪。“罪”“耻”和“欲”这样的字眼反复在新书名中出现:《罪孽相随》《欲壑难填》《耻辱商店》《罪恶耳语》《罪恶狱长》《耻辱市场》《激情女祭司》《罪人降神会》《阁楼异教徒》《河口罪人》《罪之奴仆》《欲池》《羞耻代理人》——这些书名也许直接来自芝加哥教区里那些修女和神父的劝诫,他们都谴责性爱,哈姆林良心上还没有完全逃离那里;甚至在南加州奢靡的氛围中,他个人也在抵抗小说中过度描绘的那些诱惑——这些小说他一卡车一卡车地发送到全国杂货店和书报摊的后架上。威廉·哈姆林和他在芝加哥时一样仍旧是忠诚的丈夫、六个孩子的父亲、衣着保守的商人,与制造领带、空调或汽车零部件的商人没什么两样。他60年代初在肉感多汁的三级小说生意中成为富豪,如果这件事有什么值得赞誉的地方,那就是他拜休·海夫纳所赐,明白美国即将迎来性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他不久就意识到,数百万像他一样传统的男人,从阅读放荡女人的事迹中间接得到快感,这些女人和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妻子迥然相异。哈姆林的典型读者是隐秘的登徒子,有非凡幻想的普通人,他们的幻想在更加精巧、由纽约更大的所谓合法的出版商发行的感官小说中很难被满足。
正当哈姆林冒险进入性平装书市场之时,国家的反淫秽法案变得更加自由化了,要是没有这个契机,他就不会富有起来。最高法院在罗思案意见书中首次作出暗示之后,就变更了对淫秽的定义,不仅在1959年合法化了像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著名的小说,也包括很多二流作者和电影制作人、杂志和平装书出版商的含有露骨性描写的作品。在接下来的两个最高法院判例中,罗思案判决里所蕴含的自由精神进一步扩展了:在1962年的“手册企业公司诉戴”案中,法院判决几本有同性恋导向的裸体男性“健美”杂志免于邮政部长爱德华·戴的遏制;在1964年的“雅各布斯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对克利夫兰剧院经理尼科·雅各布斯的定罪,他之前获罪,是因为放映了艺术电影《恋人》,描绘的是一个百无聊赖的法国家庭主妇不忠的故事。在雅各布斯案意见书中,法院点明强调了在罗思案中还是暗含的定义:电影或任何表达形式,不论其有何种涉及性或不道德的内容,都不可以作为淫秽物而被禁止,除非它“全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这个短语在1964年11月迫使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撤回最近对喜剧演员伦尼·布鲁斯的判决。尽管伊州法院仍旧坚称,布鲁斯的夜总会的例行演出令人厌恶反感,却不得不承认,他在舞台上讨论的一些题目还是有点“社会意义”。
最终,在1965年的“回忆录诉马萨诸塞州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马萨诸塞州司法部长爱德华·w布鲁克,他谨遵该州传统,不断地谴责和处罚《芬妮·希尔》这部小说,该书正是1821年在马萨诸塞州率先被宣告非法的——布伦南法官的观点占主导地位。他表明一本书、电影或杂志只有同时犯有以下三种罪过,才可以被归为法律上所说的淫秽:必须勾起一般人对性“淫邪的兴趣”;必须“显然冒犯”一般成年人;必须“全然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
鉴于很少有作品会是“全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即便它淫邪又明显冒犯,因此绝大部分可疑的期刊、照片、电影和书籍——包括数百万本哈姆林的床头书出版社平装书——在60年代中期被允许在全国任何角落销售。但是,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多数有宽容的第一修正案倾向,并不 意味着政府和下级法院中支持性审查的人在这段时期会停止骚扰和起诉要表达性爱的人。恰恰相反,反“淫秽”的活动家们变得更加顽固和警觉;联邦探员和市反堕落小队(由教会领袖和像cdl这样的公民组织支持)在整理对色情产品承办商不利的证据时,变得更加深思熟虑、吹毛求疵,他们知道后者那些待遇优厚的律师们,或许会将所有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到高等法院,而且如果必要,直达最高法院——他们希望能在一些法律技术细节上赢得逆转,或创造性地解释“淫秽罪”那措辞灵活可塑性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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