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1/2）

周秉义出任军工厂党委书记这件事，岳母金月姬施加了一定影响。

当时，各级政府机关都在落实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政策。

一九八七年九月的一天，乘着冬梅不在家，冬梅她妈支开玥玥，与女婿进行了一次简短谈话。对周秉义而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老太太说：“秉义呀，你对自己今后进步的方向，有过什么考虑没有啊？”

秉义习惯地说：“没什么考虑，听组织安排吧。”

老太太说：“你这是对组织说的话，我不是组织。自家人谈话，我要听到你内心的回答。没什么考虑是不对的，有所考虑并不就是有私心杂念，组织也是尽可能尊重干部个人愿望的嘛！完全没什么考虑这种话不可信，跟妈说说你内心里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有所了解，也应该有所了解。”

秉义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同以往的严肃性。

老太太说：“我只有冬梅一个女儿，我确实是把你当儿子看待的。如果有冬梅她爸在，你今后的前途根本不必我过问。冬梅她爸不在了，你的事我不得不操心。”

秉义便郑重地说：“妈，我当年报考北大哲学系，是希望能在大学教哲学。北大将我调配到了历史系，我的想法并未改变。回到省里成了文化厅干部，是当时情况决定的。现在，如果让我个人考虑，那么我的愿望有两条，首选还是希望到大学去，不是去当干部，而是去上课教书。如果不能，我就希望能做经济管理工作。当前，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把经济搞上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现象如此普遍，谁都没法装作没看见。我宁肯去当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厂长，让它起死回生，让一些工人捧住饭碗，而不愿再当什么文化厅的副巡视员了。尽管我不是混着当，可有时扪心自问，还是会有种混的感觉。”

老太太说：“你能把内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很好。你不说，我就无法知道。到大学教书的念头从此断了吧，你妹已经是副教授，冬梅也在大学里做行政工作。咱们两家三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没必要往大学扎堆儿。你是干部家庭的女婿，既然已经是干部，就替我们这边把干部家庭的门面撑下去吧。秉义，你对我们这边的家是有义务的。如果你也成了教育工作者，那我住在这个院子里就找不到感觉。你的后一种想法我支持，不能一直待在文化圈里当干部。好了，我明白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了，就说到这儿吧。”

晚上，秉义向冬梅做了枕边汇报。他讨教道：“你妈什么用意呢？”

冬梅说：“估计也没什么用意吧，她可不就是把你当儿子一样看待哩！无非对你的事表示一番关心，挺正常的。如果从来不问，反而不正常了。”

听冬梅那么一说，秉义也不寻思了。

“十一”前一天上午，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和一位处长照例前来慰问。寒喧过后，老太太郑重地问：“我女婿周秉义这个文化厅的副巡视员，表现到底怎么样啊？”

两位客人都说表现良好，善于做思想工作，考虑问题全面周到，解决问题能力强，从没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负面议论。

老太太又问：“要是真像你们夸的那样，他都顶着副巡视员的头衔晃荡几年了，为什么就一点儿没进步啊？”

处长看一眼副部长，明智地缄默了。

副部长吞吞吐吐地说：“这……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工作有分工，像秉义同志那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讨论。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我一定替您带回去。”

老太太说：“千万别用‘意见’两个字，那我可担待不起。现在中央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组织系统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省里也是如此，作为一名老党员完全拥护，我替党高兴。我家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不是当干部的料，没有培养前途。周秉义却不同，才四十出头，年富力强，而且文化程度高。女婿虽然有别于儿子，我却是拿他当亲生儿子看待的。何况，他与我生活在一起，我对党的忠诚时时处处影响着他。目前处于改革转型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我有心把女婿像当年的革命家庭送子参军一样往前线上推。在党和国家急需年轻干部勇挑重担的今天，他没有什么理由继续在调研员岗位上逍遥自在，那会让我备觉惭愧和内疚。你们二位能理解我的意思和心情吗？”

老太太毕竟是做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报告的人，她有所准备，自己的话该怎么说打过腹稿，单等有人来慰问时能说得发乎情合乎理、滴水不漏。

两位客人一次又一次对视，一次又一次点头。

“十一”后不久，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到家中，告诉她组织上很重视她的意见，很重视她的女婿周秉义的工作安排问题。何况周秉义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当然是后备干部梯队成员，请她只管放心……

后来，就有了组织部与周秉义的谈话。组织部领导告诉他，准备任命他为军工厂党委书记。

事发突然，周秉义备感意外。

组织部领导问：“你岳母没对你说什么吗？”

周秉义摇头说，自己事先没从岳母口中听到过任何信息。

组织部领导看出他说的是诚实话，对老干部遵守组织原则的好传统感慨了一番之后，又问：“想要到企业做厂长不正是你自己的愿望吗？”

秉义说，自己想要当的是小厂厂长，七八百人不超过千人的那类厂的厂长。军工厂三千多人呢，又处在转型艰困期，他怕自己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

组织部领导解释说，七八百人的工厂厂长多是处级干部，他已经是副巡视员了，任命他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军工厂是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中央有关部门已经调阅过他的档案，对他很满意，特别赞赏他档案中“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一条，并对省里为军工厂选拔到一位称职的党委书记给予肯定。

“秉义同志，请理解我们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安排，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却提出异议，那就很被动。如果中央有关部门和省里两方面都认可你，你个人打退堂鼓，我们组织部门也不好安排，是不是？”组织部领导见他还是有些发蒙，又说，“军工厂的老书记一年前就该退休了，因为没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老书记身体不好，他还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你去上任了，你的正厅级也就解决了，这正好是个机会，你岳母对这件事很重视的。”

周秉义听了最后一句话，脸唰地红了。

也完全是为了早点儿结束他毫无心理准备的谈话，周秉义立刻做出了“服从组织安排”的表态。

周秉义刚一进家门，岳母的轮椅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老太太说：“猜到是你回来了。”她笑得有几分勉强。

周秉义一边换拖鞋一边说：“今天厅里没多少事，我早离开了半小时。”他笑得也很勉强，绕过岳母的轮椅，准备上楼去。

“你等一下。”老太太说。

他背对岳母在楼梯口站住了。

“你的事，组织部门的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对你那么一种安排我没想到。这时候去当那么一个厂的党委书记，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一定是上次来的人没把我的意思说明白……如果你特别不情愿，我是可以再替你……”老太太有些迟疑地说。

“妈！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那么操心我，那绝不是让我高兴的事，恰恰相反！”周秉义说罢，像只小豹似的从岳母眼前消失了。

坐在轮椅上的老太太有些吃惊。

冬梅回到家里片刻，便感觉到了气氛异常。再三追问之下，秉义才不得不说出心中的不满。冬梅也认为母亲的做法不妥，想下楼批评。秉义阻止了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老人家也不无悔意，就不要再责备了，自己会以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并要求她千万别在晚饭桌上提起这件事。

周秉义觉得自己的话伤害了岳母的自尊，想想岳母也是为他好，吃晚饭时就做出轻松愉悦的样子，替岳母又夹菜又盛汤。

周秉义与老书记进行工作交接时，老书记问：“咱们这个厂的工人成分特殊，这一点你了解吗？”

周秉义说：“多少了解一些，百分之九十是部队转业的团以下官兵，有不少人还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枪林弹雨。”

老书记又问：“他们在‘文革’时期的事你听说过吗？”

周秉义说：“有所耳闻，武斗时都把坦克开到市里去了。有些人还因为被断了工资，怒不可遏，抢了几家粮店和商店，留下盖有造反派组织印章的纸条，上面写着：待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日，将加倍偿还。”

老书记继续问：“那你还敢来接我的班？”

周秉义说：“既然组织已经任命我了，不敢也得敢。”

老书记接着问：“关于对你的任命，你听到过什么闲话没有？”

周秉义说：“听到了。一种说法是有人等着看我的笑话，所以成心将我往火炕里推。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胡扯，我不往心里去。”

老书记说：“起初连我都信了。后来一想你是可敬可爱的金大姐的女婿，谁敢害你，又为什么要害你呢？这么一想就不信了。咱们厂也不能说是火坑，事实上，厂里大多数工人的素质很好，比一般工人更爱厂，更识大体顾大局。他们继承了部队的优良传统，但也有经常让干部头疼的问题。一是‘文革’让他们分裂成了两大派，当年水火不相容，至今裂痕还在，难以愈合。二是无论这派那派，不少人身上都有股子骄傲之气，觉得自己是工人队伍中的王牌军，是由北京部里直接管辖，不把省里任命的干部放在眼中，尤其不把没和他们一样穿过军装有过战争经历的人放在眼里。”

周秉义苦笑道：“多谢老书记告诉我这些，我尽力以实际行动争取他们的信任吧。”

二人一时相对沉默。

片刻，周秉义问：“老书记认为，我来以后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老书记说：“工厂下一步工作就是‘军转民’，这个工作你一个人也解决不了，要由部里和省里双管齐下牵头引入外资。目前的引资方向是香港地区、韩国和日本。中央财政吃紧，心有余而力不足，连点儿救济款都拨不下来，省里更是如此。没有外资注入，转产谁也玩不转。你的工作重点就是七个字——维持局面，别出事。”

周秉义又问：“我听说也有可能连带地皮给卖了？”

老书记说：“不排除那一方案。”

周秉义问：“那么一来，工人们会怎样？”

老书记说：“发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以后自谋生路。”

周秉义欲言又止。

老书记问：“你想问你自己何去何从？”

周秉义点头。

老书记说：“那你得问组织部门的同志了，我回答不了啊。”

与老书记恳谈后的第二天，周秉义又出现在“和顺楼”。他没找弟弟周秉昆，找的是白笑川。

“请我到你们那个厂去做报告？”白笑川大为惊讶。

“我听秉昆谈到过你对改革以及工厂转型的一些思考，特别是你的说法挺好，所以得劳你大驾。你讲，肯定比我讲受欢迎。”

“我那也是听广播看报才有的一点儿认识嘛，根本算不上什么思考，不行不行！我没那水平！”

“还是去吧！给个面子，就算帮我大忙。”周秉义恳请。

秉昆也出现在他俩身旁了，他从没见哥哥那么磨人地求过谁，顿生同情，帮着相劝。

徒弟一劝，师父白笑川反而生气了。

白笑川说：“没你什么事，一边去！秉义，不是我难求，不给你面子！咱们的关系挺近的，帮得上的忙我能不帮吗？要是我不为难的事，你要一个小面子，我会上赶着给你个全乎脸儿。但这事不行！如果人家工人们都领不到工资，天皇老子去讲也没人爱听。我不但为难，还怕！实话告诉你秉义，有一个欠工人工资的厂请一个什么人物去讲，结果把工人们讲火了，冲上去把那人物按倒在台上揍得鼻青脸肿。如果我去了，也挨揍了，先别管我的感受，你不后悔内疚吗？你面子上好看吗？我还真得反过来劝你一句，别没求动我又去请别人。谁如果挨揍了，你都会后悔内疚的。你是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要对你厂里的工人讲什么，最好你自己登台讲。是条汉子打掉了牙那得往自己肚里咽。如果别人替你被打掉了牙那算什么事？”

秉昆第一次见到有人如此直言快语地训斥哥哥，而且训哥哥的还是自己的师父！

哥哥的脸一阵比一阵红。秉昆不忍看下去，默默走开了。

秉义倒表现得很绅士。他说：“白老师，谢谢你说了那么多坦率实在的话，我明白了。”

他临走时鞠了一躬。

周秉义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没见到岳母，只有玥玥在家。

秉义问她：“你金婆婆哪儿去了？你小菊姐呢？”

他这一问，玥玥哭了。她说金婆婆忽然头晕，小菊姐给省办公厅打电话，办公厅派车送金婆婆去医院了。

“都怪你！因为你的事她才急病了！以后别在家说你厂里那些破事行不行？”正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玥玥冲大舅嚷嚷起来。她已把大舅妈冬梅的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不大愿意去光字片姥爷和姥姥的家了。她也不怎么想她那位在北京的诗人爸爸，他曾极大地满足过她的虚荣心。爸妈离婚的事也不再是她心口的痛，她甚至对母亲的感情也有些淡了。

金婆婆是她最敬爱的人，而大舅妈是她经常取悦的人——因为大舅妈是金婆婆最亲爱的人。至于大舅，她认为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沾光的人。当大舅可能危害到自己的利益时，她内心产生了一种将会受到连累般的不安和恐惧，并因此光火，就好比搭顺风车的人对另一个同样搭顺风车的人惹恼车主而光火。

“出去！”秉义厉声喊道。

客厅里只有他一个人时，秉义把门关上，独坐一隅寻思起来。

“天都黑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开灯呢？”冬梅从学校得到通知赶到医院去了，她是和小菊一块儿回到家里的。冬梅如果不开客厅的灯，秉义似乎会在黑暗中一直独自坐下去。

秉义说：“小菊怎么也回来了呢？妈妈在医院里得有人照顾啊！”

冬梅说：“放心，没什么大事，不过就是血压又升高了。她住的是高干病房，护士们照顾得比我俩专业，我俩待那儿多余。”

秉义七上八下的心这才平静下来。

冬梅坐在他身边，交给他一个存折，说上边有三万多元钱，是她妈的小金库。她妈交代，他可以动用存折上的钱为厂里工人买些好煤。

“东三省最好的煤二百多元一吨，买几十吨足够了。我妈说你别花光了，她一点儿存款没有也会活得不踏实。”冬梅说。

“可优质煤变得像军火，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啊！”秉义说。

“不完全像你说的那样。一些煤矿的工人数量严重超编，有的甚至翻了一倍。不替社会缓解就业压力不行，那社会就不稳定了。不提高产量也不行，有生产任务压着，超编是必然的。超编那部分工人不给人家开工资不行吧？所以政策就得放宽，允许煤矿有一定的自销权。只要有钱，还是可以买到好煤的。有的矿只认现金，其他六亲不认，更不认白条。妈动用了跨省的老战友关系，说只要你带着现金去，保证能买到好煤，让我督促你要急事快办，动作慢了怕夜长梦多。”

“可我用了妈的钱，以后怎么算呢？”

“先别考虑以后的事了，怎么也得帮你渡过眼前的难关啊！妈说你厂里的钱那都是专款专用的，如果你一上任就挪用专款，别人一告，你这位书记可就当不稳了。我妈的钱经常这儿捐那儿捐的，捐给你们厂了她也会愿意。”

秉义低头看着存折，良久无语，似乎在想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想。

“我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冬梅推他一下。

他顺势抓住她的手。

冬梅叫起来：“你握疼我手了！有劲儿没地方使啊？”

他这才又说：“唉，妈妈呀……”

现金为王。军工厂的加上向兄弟厂借的总共六七辆卡车，相当顺利地从外省运回了几十吨优质煤，由厂工会分给有老人小孩的工人家庭。全厂一百几十户最需要温暖的人家，平均每户分到了几百斤。

那真是好煤啊，几乎全是块儿，大的如盆，小的如碗，亮晶晶的乌金一般。

几百斤优质煤看上去没多少，也就一小堆。

分煤时厂里挺热闹，就像每年秋季分大白菜和土豆萝卜。

热闹只不过是指人多，排起了长队，却是在无声地分。人们相互之间也不说话，似乎都很陌生，也似乎都在领救济粮，有份儿也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厂里各显眼处贴出了大红标语，漂亮的美术体黑字写的是——“大人挨冻没什么，老人挨冻是罪过，小孩挨冻是造孽！”

“工资乃民生之本，挨冻非社会主义！”

“试问马克思同志，我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哪里去了？”

……

因为搞来了煤，周秉义这位新任党委书记有勇气在全厂工人面前亮相了。

老厂长和副厂长、政治部主任一干人等，陪同周书记高坐台上。“文革”时期，一些大厂也像部队一样设有政治部，“文革”一结束全撤销了。这个厂建厂以来就设有政治部，“文革”后并没有撤销，始终保持着军工厂的特殊性。

那一天，是周秉义正式到任的第十三天。

十三天里他没闲着，开了多次小规模的座谈会，慰问了一户户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庭，小本上记下了他们生活困难的实际原因。总之，该做到的，大面上都做到了，全厂都知道有他这么一位新上任的党委书记了。

关于他的两种负面议论也在厂里流传开了，有人说他是靠老丈母娘的帮助才当上党委书记的，有人说他极善于收买人心，上任伊始就搞来几十吨煤便是手腕，不可被他这个官迷的假象所欺骗。

保卫处长常宇怀把以上两种议论如实汇报给了周秉义。因为常进步和秉昆是好友，常宇怀愿在本厂艰难时期充当周秉义的左膀右臂，秉义也对他极为倚重。事实上，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全都比周秉义年长，他们都对他的能力心存疑问。

另一个事实是，分配几十吨优质煤并未让多少人对他的到来持欢迎态度——能坐一千人的礼堂，稀稀拉拉只坐了四百多人。前一天贴出通知，要求各班组工人也可以在车间里听广播，但每个车间里的人寥寥无几。

周秉义看了一眼手表说：“时间过了，开会吧？”

老厂长不好意思地点一下头，政治部主任宣布开会。

于是，周秉义开始娓娓而谈。

他并不怯场。在兵团担任师教育处副处长时，他对几百人做报告习以为常。只不过当年他面对的多是知青，而且他们都有几分崇拜他。如今他面对的是曾经特别有优越感的工人，他们都不怎么把他当成一碟菜。

他首先讲了这么一件事。前几年小平同志东山再起，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前，负责日常事务的同志忽然想到必须带些美元备用，于是赶紧通过外汇管理局调拨。泱泱大国，凑来凑去，只不过凑足了两万多美元！不是说中国当年只有那么点儿少得可怜的美元，而是能调拨的美元现金确实那么少，这也间接说明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匮乏。

这件往事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周秉义从台上看得很清楚，台下的人们表情漠然，有人后脑枕椅背，仰着脸，闭着眼，似睡非睡。

政治部主任小声对他说：“他们对美元没概念，对国家外汇储备也缺乏了解，最好讲点儿别的。”

他沉思了一下，讲起了第二件事。一九八四年，在本市一条小胡同没有院门的破院，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破屋子里，一个是丈夫又是父亲的男人去世了。他出狱没多久，刚刚过了二十年铁窗生活，那桩“现行反革命案”是冤案。他保外就医，妻子儿子也没多少钱能为他治病。妻子在街道小厂上班，工资很低，儿子刚考上大学。他是在期待平反通知的日子里去世的。悲痛过后，妻子和儿子计算了一下，他们曾是五级车工的丈夫和父亲当年的工资五十多元，平反后应获得一万两三千元补偿金。平反通知果然到了，但法院的同志对那妻子和儿子说，国家太困难，必须平反并给予补偿的人太多，国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先欠着。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困难，领导特批给他们五百多元钱和一千四百余斤全国粮票作为补偿。

一位送达平反通知书的女法官说：“冤案不是我们造成的，但我们是怀着很真诚的内疚前来宣布彻底平反的。对不起，请原谅吧，我们也只有这点能力！”

第二件事让台下不少人动容，有些人眼中闪现泪光了。此事是秉昆讲给秉义听的，秉昆是听师父白笑川讲的。白笑川所讲的不是别人的事，而是有恩于秉昆的另一位红色老太太曲秀贞的事。她不是送达平反通知书的法官，而是一九五七年根据上级指示造成了那桩冤假错案的执行法官。一九八四年，她已提前离休了，却还想亲自登门赔罪，省高法的领导们为了防止节外生枝阻止了。白笑川因为她和秉昆的特殊关系也没向秉昆点明真相。

周秉义接着讲到了肖国庆父亲的死。国庆是他弟弟的好友，讲那件事时他自己也很动情，几度哽咽，想喝口水，结果弄翻了水杯。

“同志们，那是不对的！我要说出我的真实看法，我认为一位老父亲不应该做出那样的选择！死是容易的，再难也要活下去方显工人阶级本色！难能难过当年革命者所经历的艰苦……”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同病相怜，在场的一些人哭了。却有一个声音喊道：“别唱高调！此一时彼一时。你他妈的有没有点儿同情心？”

“难事没摊在你家里！”

“让他回答，如果死的是他父亲呢！”

“回答！必须回答！”

“谁敢卖厂谁就是我们的公敌！”

随即愤慨之声此起彼伏。

“大家冷静！听他往下还说什么！”

“别乱嚷嚷！让他继续！”

情况骚乱起来，似乎要失控。

老厂长把话筒移了过去，他说：“放肆！当今天还是‘文革’那阵子啊？刚才谁骂书记了？给我站起来！”

姜还是老的辣，字字铿锵，声色俱厉，台下于是一片肃静。

就在此时，保卫处长常宇怀进了礼堂，直奔台上而来，在他身后跟着数名保卫处的人，站到了礼堂各个门旁边。

常宇怀对周秉义他们耳语几句，他们都站了起来。

政治部主任大声宣布：“报告会暂时结束，请大家坐在原地先不要离开！”

常宇怀却领着周秉义他们从主席台边门匆匆离开。

有人叫起来：“礼堂不安全了，大家快走！”

于是许多人拥向各个门，门却都被从外边锁上了。

保卫处的一个小伙子高喊：“大家不要慌！礼堂很安全！厂里发生了意外事件，危险在外边！”

然而，已经有人冲上主席台，拖下椅子，抡将起来砸窗子。也有些人拥向主席台的边门，那边门显然也被保卫处的人从外顶着，一方由里往外推，一方由外往里顶，边门就一会儿开道缝，眨眼又合上了。咒骂声中，乱作一团。

军工厂地处近郊，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坦克试驾场。每辆坦克组装完毕，都要在那场地上绕几圈，即算是完成了最后一关的检验，也是一种出厂仪式。那种坦克太老旧，在未来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有关方面果断做出了停产决定。

场地上半年多没见过坦克的影子了，风将草籽吹到场地上，雪下东一处西一处戳出野草的枯枝和蒿丛带刺的干枝条。

“就是他。”

不用常宇怀指，周秉义己看到了。场地中央端坐着一个男人，头戴羊剪绒的皮面坦克帽，身穿黄色的轧条棉工作服。他的工作服前襟捆绑着一筒筒炸药。

赶过来的路上，周秉义从常宇怀口中了解到，那人叫杜德海，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狙击手，获得过多种奖章，对枪械改造很有研究。他是一位军工厂工人出身的枪械专家，五十四岁了。参加世界军事射击比赛的国家队运动员使用的枪支，就出自他的手。他前年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胃切除了大半。去年又发现转移到肝上，肝也不得不切除了一部分，今年发现又转移到肺上了……

杜德海高喊：“别人都站住，只许周书记过来！”

老厂长恼怒地训斥常宇怀：“你们保卫处吃干饭的啊？怎么就让他搞到了炸药？”

一位副厂长替常宇怀辩解道：“是咱们厂领导特批他可以自由进出仓库领取东西的，也不能全怪他们保卫处失职。”

确实，由于杜德海专家型工人的研究需要，他在厂里享受着某些特权。

这时，许多人从礼堂跑来了，也有些人闻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常宇怀指挥保卫处的人阻止人们向场地中央接近。

杜德海又在喊：“除了周书记谁也不许过来！别人敢往我这儿走，我立刻就引爆炸药！”

老厂长也喊：“德海，我过去行不行？”

“不行，你又不是书记！”杜德海态度强硬。

政治部主任也喊：“我呢？”

“闭上你那鸟嘴，我最讨厌你们政治部的人了！”

听了杜德海这话，政治部主任束手无策地耸肩。两位副厂长明知自己在杜德海心目中没有老厂长和政治部主任面子大，只有干着急。

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也都一片肃静。

秉义对政治部主任说：“快把他家人找来。”

常宇怀替政治部主任回答：“厂里就他自己，他家属全在山东老家。”

杜德海再次喊：“周书记，我有些心里话要对你说！你再不过来，我可就懒得说了，那我就只说几句遗言啦！”

“杜德海，我要听你的心里话！”

常宇怀一把没拽住，周秉义已迈开大步向杜德海走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周秉义身上，围在场地边上的工人们更安静了。

周秉义很快走到了杜德海跟前，杜德海站了起来。他这才发现杜德海坐的是一摞砖，而站起后的杜德海比坐着的杜德海没高出多少。

周秉义抱歉地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杜德海打量着他说：“等会儿倒没什么，就是太冷了。”

周秉义故作轻松地说：“是啊，今年气候太反常，往年这时候该转暖了。”

杜德海说：“多谢你过来了，咱们长话短说。”

周秉义说：“好，杜师傅你还可以坐下。”

“我正是这么想的，咱俩站一块儿，显得我更矮了。”杜德海坐下了。

周秉义问：“我这个书记也可以坐下吗？”

杜德海笑道：“随你便啦。”

周秉义盘腿坐在杜德海对面后问：“小个子狙击手是不是更占优势？”

杜德海说：“那是，目标小难发现嘛！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聊正题——这个厂会卖给港商、韩国人或日本人吗？”

周秉义说：“都那么传，有可能吧。结果怎样，我也难估计。”

杜德海表现得很理智，周秉义也渐渐镇定下来。

杜德海说：“作为一名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我要对你说的心里话就是，转产我没意见，合资我也没意见，但我强烈反对卖厂。厂里像我这样的反对派很多，我是最坚决的人之一。”

周秉义说：“我理解大家的心情，我和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一定如实向上级反映。”

杜德海说：“我相信你。现在我要对你说第二句心里话。对粉碎‘四人帮’我坚决拥护，对改革开放我也坚决拥护。我对党没什么不满，对厂领导也没什么不满，我是爱党爱国爱厂的。为了治我的病，厂里已花了不少钱。北京的医院去过，上海的医院也去过，请专家为我会诊好几次，为厂头儿们治病也不过就这样，一万几千元已经打水漂了！现在厂里的党员工人、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领导们已经带头只领半个月工资了，我还有脸再花厂里一分钱吗？明明是绝症，那不是浪费钱吗？”

周秉义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这话我强烈反对，绝不能认为那一万几千元是……”

杜德海也打断他的话说道：“周书记，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早就有一死了之的念头了。今天决心已定，雷打不变了。我讨厌上吊、喝农药、卧轨、从高处往下跳那些死法，死得不像样。我是参过军打过仗的人，我选择了这种死法。我对党的最后要求是，可以不为我开追悼会，我的死也不配开追悼会，但请不要在我死后将我定为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反面典型，因为那太冤枉我了，对我的家人也很不利。我的话都说完了，周书记，你可以离开了……”

周秉义说：“我不离开，如果你非死不可，我陪你死。”

杜德海一手操着一尺多长的一截导火索，一手握着打火机说：“那你的死太没意义了。”

周秉义说：“你逼的嘛！”

杜德海怒道：“我怎么逼你了？走！快走！”

周秉义说：“绝不，要死一块儿死。”

杜德海暴怒：“你以为我吓唬你吗？”

他摁着打火机，点燃了导火索。

周秉义的身子本能地往后一仰，随即又坐正了。

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杜德海在叫骂：“你他妈的快跑！！”

周秉义清楚地听着导火索发出的嗤嗤声，面白如纸，气息惙然地说：“内行应该知道怎么弄灭它……”

他开始在心中默默数一、二、三，他决定数到“十”的时候就地躺倒，滚向一旁。知青时，他多次充当过爆破手。经验告诉他，那截导火索起码能燃至十五秒。

周秉义又听到了杜德海的骂声：“你他妈的就装模作样吧！别怪我，是你自找的……”

导火索在嗤嗤响，燃速分明加快了。

五、六、七……

周秉义刚数到八，被人突然扑倒——扑倒他的人当然只能是杜德海。他在杜德海身下仍默数说：“九、十……”

猛烈的爆炸声响过几秒钟后，杜德海骑在他身上，挥拳狠揍他。

杜德海用的是军用导火索，比他知青时用过的快多了。

周秉义仍然闭着眼，他听到杜德海叫骂不止：“王八蛋书记！你以为很好玩吗？没见过这么玩命的书记！叫你坏我的事！叫你坏我的事！”

周秉义听到了许多人奔跑过来，有人把杜德海从他身上拖走，有人把他扶了起来……

领导班子成员立即开会研究怎么处置杜德海，保卫处长常宇怀列席。

政治部主任坚决主张由保卫处的人把杜德海押送到公安局去依法严判。

常宇怀替老厂长点烟、续茶，缓缓地说：“也得听听老厂长的态度哩。”

周秉义明知老厂长对杜德海一向倍加关爱。

政治部主任愤愤地说：“我看你是想包庇你的老哥们儿，这种事，谁包庇我也不同意！”

常宇怀嘟哝道：“我在这儿算老几？包庇得了吗？”

老厂长按灭烟，不动声色地说：“谁也别跟谁叨叨，这件事上周书记最有发言权，先听听周书记的意见。”

周秉义便也吸着了老厂长的一支烟，别人都看着，安静地等着他开口。

吸了半支烟后，周秉义谁也不看，注视着烟头说：“杜德海同志是一名好工人、好党员。全厂工人如果都像他，咱们这些领导反而好当了。”

除了老厂长和常宇怀，政治部主任及两位副厂长皆一脸不解。

周秉义就慢言慢语地将杜德海的表白转述了一遍。

“杜德海同志的话，体现了咱们军工厂一名优秀老工人的两个‘坚决’，两个‘没什么’和‘三热爱’，这是我们讨论的大前提。当然是不好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桩影响很坏的事件，但我们不能曲解了他的本意，我认为他情有可原。我的意见是，第一绝不能把他押送公安局；第二请他入住厂招待所，招待所暖和些，他久病体弱，气血两亏，是像孩子和老人一样经不起冻的人；第三请宇怀同志再找几位他的老哥们儿，每人几天陪他住，劝他放弃不好的念头……”

又一阵沉默后，老厂长说：“就照书记的指示办吧，散会。”

周秉义的专车开到岳母家那个院子门口时，见弟弟周秉昆站在门口，袖着手，跺着脚。

周秉义下车后，让车开回厂去了。按级别他有专车，他与老厂长的专车都是辆半新的“上海”。当年，大多数省市领导的专车也只不过是“上海”。

秉义奇怪地问弟弟，为什么不到家里去，要站在这里挨冻。

传达室师傅赶紧撇清说：“是啊。上次见过后我已经记住他了，我让他进去，他要在这儿等你。”

秉昆说，自己没任何事，下午在“和顺楼”听到吃饭的人议论纷纷，放心不下，他就来看一眼哥哥受伤了没有。

虽然是没有手机的年代，但口口相传的速度也很快。

秉义苦笑道：“这下我可暴得大名了。”

他将上午发生的事简单说了一遍，要拽着弟弟到家里坐一会儿，仿佛那楼里真是自己的家似的。

“你没受伤就好，我放心了。我忙着呢，吃晚饭的客人该到了，我不能离开太久。”秉昆挣脱手转身就跑。

秉义正在洗澡，水帘布唰地被拉开了，冬梅出现在眼前。

他慌忙说：“你这是干什么？”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喷头，把他前身的肥皂沫冲尽，上下细看一遍，命令道：“转过身去！”

秉义明白她为什么了，皱眉道：“你别信那些道听途说，我毫发未伤！”

“左眼眶都肿了还说毫发未伤？叫你转过身去你就乖乖给我转过身去！”

她接着认真察看了一番他的后身，将喷头往他手里一塞，怫然而去。

秉义又接着洗，他听到冬梅在楼下对她母亲嚷：“今天他冒了多大的危险！同事都说我差点儿成了寡妇！尽管是开玩笑的话，那也够我心惊肉跳一阵的。秉义他就不是个官迷，不当那个正厅级书记我们的日子也过得挺好，从没觉得少了点儿什么。都是你这个当岳母的不安生，非把女婿往火坑里推！……”

“郝冬梅同志，我提醒你，在家里跟你妈说话你也要注意！你不是在一般人家里，你妈也不是一般的妈！你别忘了这家里还有小菊这么一个老区农民的代表，还有玥玥这么一个下一代。明明是新中国的一个军工大厂，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厂，怎么在你看来就成了火坑？不过是转型期遇到了难迈的坎，它就成火坑了吗？他冒了多大的危险？他不是没缺胳膊没掉腿囫囵着回家了吗？对方又不是凶恶的敌人，只不过是一时想不开的老工人。如果他那都成了冒险了，我们这些人当年闯龙潭入虎穴的事又该怎么说？一些革命小说电影你是白看了。那可并不都是瞎编的！”从声调听得出来，她老人家也大动肝火。

秉义赶紧擦了擦身，穿上浴衣趿上拖鞋奔下楼。浴衣拖鞋这两样东西，是他住过来后才享受到了的奢侈之物。

客厅里，冬梅已在冲突中败下阵，被母亲一阵火力压制住了，闷声闷气地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母亲占据了制高点，易守难攻，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绝非冬梅那种个人小道理的有限弹药所能对抗。

小菊和玥玥隐在客厅门左右，都在屏息敛气地偷听。

秉义刚进入客厅，岳母便朝他招手道：“冬梅说你挂彩了，让我看看。”

“算不上挂彩，小事一桩。”秉义弯下腰，让她看自己的左眼眶。

老太太看后说：“同意你自己的结论，算不上挂彩。挂彩是指有伤口流血了，你这又没伤口又没流血的。”

冬梅嘟哝：“我没用挂彩这个词。”

老太太顶了一句：“你没说的一个词，我说是你说的了，那又怎么样啊？这是在法庭上吗？你跟你妈矫情一个词到底说没说有必要吗？”

秉义赶紧打圆场：“没必要没必要，妈，你别跟冬梅一般见识，她不是没你那么高的境界嘛！她替我担惊受怕，这你也应该理解她。”

老太太问：“她说你根本不想当官，是这样吗？”

冬梅忍不住声明道：“我说他不是官迷，和他想不想当官意思完全不同。”

老太太对她的话根本不理睬，连目光都未瞥过去一下，注视着秉义期待他的回答。

秉义说：“是啊是啊……其实也不完全是那样……以前是那样，自从到了那个厂，现在我很愿意当好那么一个历史光荣的军工厂的党委书记……”

老太太说：“这话我爱听！否则你能对得起党多年的培养吗？专车是白坐的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话说的是兵。‘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这话是小说里写的，党对干部往往就如此，不激都疲沓了。别以为只有你们读书，解放后我也是看过几本的，并没有看过就忘！周秉义同志，我要以一名老干部的身份跟你说，优哉游哉地当清闲干部确实也可以，解放后我就是那么一路当过来的。我身体不好，不得不那样，而且我也有资格那样。可你没我那种资格。你年轻，文化水平高。如果你也拈轻怕重，那是占党的便宜！给你那个书记当是党在激励你，你应该一奋再奋！”

冬梅不爱听地将身子转向另一侧。

秉义说：“对，对，妈说得完全正确，我绝不会辜负党对我这种激励。”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