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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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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梅抓起电话一听,是传达室打来的,通告周蓉来了。冬梅马上叮嘱传达室,赶快请她进来。

周秉义心中不安,唯恐周蓉到后,也与岳母句句抬杠,刚平息下去的战火死灰复燃。

冬梅起身准备去迎,门铃响了。

秉义多虑了,周蓉的光临没让老太太多了一个论敌,反而让气氛顿时轻松和谐起来,门外的玥玥和小菊也敢迈入客厅了。

周蓉是周家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到郝家的亲戚。此前,她连和女儿见面也是通过哥哥约在外面。

周蓉首先代表周家向老太太表示感激,感激培养了一位好媳妇好嫂子。接着,她感激冬梅母女对玥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一再表达自己作为玥玥母亲的惭愧。她明明是听到了一些添油加醋的传言才来登门探望,却只字不问哥哥的事,甚至连目光也不怎么往哥哥身上落。

她真诚地说,自己成为不速之客的原因,那就是再也无法克制走亲戚的强烈愿望。

这种说法乍一听显然站不住脚,但她接着给出的解释却又能自圆其说。她说,因为哥哥一直向周家人强调革命的老妈妈喜欢独处享受清静,他们周家人不忍前来打扰。自己不请自来,是因为她过几天就要与博士生导师一起去法国做文化交流,为期一个月,她希望能与亲友分享自己的愉快。

“秉义,这就是你的不对了,难怪以前你们周家的人从没来过。有时我心里还挺纳闷,为什么呢?现在明白原因了,敢情你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阻止着。”老太太责备起来。

秉义只有乖乖认错。

周蓉以同样真诚的语言和表情夸赞老太太气色好、气质好、发式也好,让这位革命的老妈妈的自我感觉异乎寻常的好。

她送给老太太的见面礼是一册一九八〇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汇编典藏本,说是请人从北京排队买到的,很有纪念意义。实际上,这是前夫冯化成寄给她的,他俩还时有书信联系。他寄给她那册文件汇编本身不是目的,只不过是用它夹寄几枚香山红叶,还有一双毡鞋垫和一枚竹发卡。周蓉说,那双鞋垫可不是一般的毡子做的,是用新疆卷毛羊的毛压制而成的,考虑到老太太长期坐轮椅,血脉不畅,足底保暖尤为重要。常见的塑料发卡容易与头发产生静电,进而引起皮肤过敏,还是用竹发卡好。

礼轻情义重,周蓉的话语和表情温暖人心。老太太深受感动,她当即就从头上取下塑料发卡戴上了竹发卡。

玥玥和小菊都拍手说,好看好看。

冬梅望着小姑子周蓉,仿佛不认识她了。

老太太弦外有音地说:“问题不在于好看不好看,问题在于谁想到了做到了,而谁更应该想到做到却根本没想到做到。”

秉义便又连连检讨。

玥玥和小菊则赶紧一左一右蹲在老太太跟前,将鞋垫替她垫在鞋里。

老太太说:“真暖和。”

冬梅说:“才着脚一秒钟,神了。”

老太太仍不理女儿,她问周蓉:“你没听说你哥的事?”

“听说了啊。”周蓉一边回答,一边向嫂子丢眼色。

老太太又问:“那你怎么不问你哥一句?”

周蓉说:“他不好好的嘛,证明我听到的都是谣言啊。再说我也不是冲他来的,我是冲您和我女儿来的。”

老太太说:“你哥的眼眶被一名老工人打青了呢。”

周蓉说:“现在他那个厂的工人正闹情绪,他是党委书记挨打了那也是替组织挨打了,是他的光荣。”

冬梅几乎笑出声来,强忍住笑转过身去。秉义一步跨到冬梅身前,背对着她面对着妹妹庄重地说:“我也是那么想的。”

老太太朝周蓉招了招手。

周蓉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去。

老太太握住她的手说:“爱听你说话。知识分子如果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快多了,五七年也不会有什么‘反右’运动了。留下吃饭啊,没听你说够。”

周蓉笑道:“我正是空着肚子来蹭饭的呀。”

晚饭桌上,老太太问起了秉义今天遭遇那件事的始末——她是在电话里听其他老同志讲的。她与几位资历相当的老同志经常煲电话粥,他们的电话费由政府承担。

“我对与我女婿有关的事有知情权,我要了解真相。只有了解真相的人,才更有资格表达态度,亮出观点。”老太太的话正确到放之四海而皆准,几乎可以放入当年的语录中以假乱真,让女儿和女婿经常有耳熟之感,陷入接不上话的尴尬。

周蓉却颇为适应,她能做到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她附和着说:“只有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才比较能够了解到真相,正如热爱真理的人想要了解真理那么自然。”

老太太便对玥玥教诲道:“你妈的话说得多么有思想啊,要善于从你妈的话中吸收思想营养,啊?”

冬梅催促道:“那我更有知情权了,否则总说错话,快讲讲吧。”

秉义明白岳母对知情权的诉求,实际上是发自对他这个女婿的爱心,虽不情愿,但也只得从头细说。

周蓉不时地充当一下解说员。

秉义讲到杜德海一再喊他过去他才过去时,妹妹评论道:“一个有判断力的人不难从那一名工人的话中得出结论,对方确实并无歹意。那时当书记的人如果不敢走过去,必定让工人们耻笑。”

秉义不得不承认:“对,我当时正是那么想的。”

当他讲到导火索嗤嗤作响,而他闭上了眼睛时,妹妹又评论道:“哥你肯定有经验判断那截导火索能燃烧多少秒。”

他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当讲到他对杜德海的处理态度时,周蓉对老太太说:“您是老干部,我这个晚辈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老太太沉吟半晌,垂下目光坦荡地说:“要是在从前,我会坚决主张严惩的,非打他个‘现行反革命’不可,以儆效尤。现在嘛,时代不同了,动不动就把人打成反革命太不得人心。秉义,我支持你的做法。”

冬梅情不自禁地说:“妈,你这话我也爱听。”

冬梅与小菊换了座位,坐到老太太身边去,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别生我的气啊,我不是满耳朵听了些夸大其词的传言,不了解真相嘛!现在我清楚了,秉义他不是在逞匹夫之勇啊!”

秉义说:“党培养了我多年,刚委以重任,我还没有做出点儿什么贡献,怎么能无谓地牺牲呢!”

老太太说:“其实,我刚听别人告诉我时,也是一下午心慌意乱的。”她竟说得眼泪汪汪的。

周蓉讲起了哥哥嫂子当知青时两相牵挂的一些趣事,让气氛又轻松愉快了起来。

冬梅送周蓉走时,朝她背上擂了一拳,数落道:“今晚你贫死了,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以前从没发现你善于逢场作戏,我妈居然说知识分子都像你这样中国的进步就快多了!”

“我一进你家门就觉得气氛紧张,看出了你妈一肚子气哩!我哥沾的是你妈的光,我女儿爱上了在你家的生活,我一提让她和我住在一起她就不高兴,说多了她更烦,‘等你分到两间屋再议吧’一句话顶得我哑口无言。你说我不在你家一本正经地逢场作戏还能如何呢?”

周蓉的话与其说是自辩,还不如说是自供。冬梅目送她走了几步,见她忽又转身往回走。

周蓉走到嫂子跟前,郑重地说:“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老人家的。工人的儿女与父母有代沟,高干的儿女与父母必然也有。我们周家的儿女与你母亲之间得处理好双重的鸿沟,我哥住在你家肯定有他的不容易,嫂子你多体谅他啊!”

在军工厂的招待所里,杜德海身体的剧烈疼痛让他牙关紧咬。他冷汗淋漓,躺也不是,坐也不是。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骨头里去了。

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生不如死的折磨。

常宇怀刚替他擦干了脸,他又满脸冷汗了。

他说:“宇怀,让老哥咬住点什么吧!快忍不住了,叫出声不好。”

束手无策的常宇怀只得把毛巾卷成条状让他咬在嘴里。

另一名工人对常宇怀说:“咱们也不能眼看着杜师傅这么受罪啊!”

常宇怀推着他走到外边,心疼地小声说:“我也不愿意啊!”

那名工人说:“得上杜冷丁了。”

常宇怀说:“那你早说啊!快去卫生所把值班医生找来,带上杜冷丁。”

不一会儿那名工人跑回来了,说卫生所根本没有杜冷丁,市立医院才有。

杜德海从口中取下毛巾,哀求道:“宇怀啊,你俩别看着我行不行?你俩走吧,我有法子来个自我了断……”

常宇怀对那名工人说:“那咱们就去市立医院,你守着杜师傅,我先去车库把值班的车开过来。”

市立医院的值班医生是个照章办事的死板人,不肯为杜德海注射杜冷丁,说那是严格控制使用的药品,医院规定只为住院患者使用。在常宇怀的恳求下,才询问起杜德海的病史来。他听常宇怀代讲了之后,又不愿注射了。

医生说:“是癌症晚期了,杜冷丁又不治病,只不过起麻醉神经的作用,止痛而已,用上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北京、上海大医院的医生都不认为已到了晚期,没救了。专家会诊的结论是中期,认为只要治疗得当,不让病情迅速恶化,再活十来年是完全可能的。”

医生听后不高兴了,冷冷地说:“都两次扩散了还不是晚期吗?那你们直接送他去北京、上海请专家治啊,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同去的那名工人说了几句多余的话:“不是扩散,是转移了,两码事。再说现在还不到九点,不能说是半夜三更。”

医生更不高兴了,将笔一放,不再往处方笺上写什么,反驳道:“转移就是扩散,扩散必然转移,怎么就成了两码事了?听起来你比我还懂是不是?那我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常宇怀立即批评了那名工人几句,替他赔礼道歉,继续恳求:“大夫麻烦您了,您就先给打一针吧,能止止痛也好啊!”

医生起身踱到走廊里的一张长椅那儿,看一眼仰躺着的杜德海,转身对常宇怀二人说:“他也不像你俩说的那么疼痛难忍啊!”

实际上,杜德海已痛得处于昏迷状态了。

常宇怀俯身轻唤:“老杜,老杜……”

杜德海没反应。

医生说:“都睡着了嘛,不必注射了啊。”

常宇怀说:“那您给我们多开些杜冷丁,我们带回去,以后需要时让我们厂卫生所的医生为他注射。”

医生说:“多开些?你们想什么呢?杜冷丁不是可以随便多开的。”

常宇怀说:“您别多说了!我们明白了,就开一支让我们带回去行不行?”

医生说:“那也不行。我为他注射可以,但他现在的情况不必注射杜冷丁。我让你们带回去一支可不行,出了问题我担不起责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们岂不是白来了吗?你他妈到底开不开药?你敢说一个不字?你他妈的别一番番撮我的火!”他揪住了医生的衣领。

秉义夫妻二人上床后,一时都睡不着,脸对脸躺着卧谈。

冬梅说:“你们周家的三个儿女中,只有一人是不会做戏的。”

秉义说:“那就是我呗。”

冬梅说:“错,是秉昆。第一会做戏的是你妹,第二会做戏的是你。你这个女婿比我这个女儿还会哄我妈,你妹今晚讨我妈喜欢的技巧更胜一筹。秉昆就不会你俩这一套,他待人笃实,从不来虚的。”

秉义一下子翻过身去。

冬梅说:“不爱听了?”

秉义说:“当然不爱听。心情刚好点儿,又被你搞坏了。”

冬梅说:“你不爱听很正常,大多数人都不愿正视自己的本色缺陷。”

秉义猛地一翻身,抗议说:“你这话我就更不爱听了。秉昆两次到过咱们这个院的门口,第二次我拽他进来,他都不进来。我爸至死没与你妈见过面,为什么?因为在我爸和我弟看来,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是权贵人家,属于另一个阶级。从前鼓吹阶级斗争,让底层中国人习惯了以对立的甚至憎恨的心理看本阶层以外的人家。你刚才说到本色二字,我爸和我弟就都是这么一种本色的人。他们拿你当亲人,不等于也喜欢你妈。即使他们也拿你妈当亲人了,不等于就会消除对住在这条街上这种院子里的人家的偏见。工人下岗失业,干部有失业的吗?工人报销不了医药费,干部有报销不了的吗?这个冬天有许许多多的工人全家挨冻,有这样的干部人家吗?科长家都不会!秉昆他朋友肖国庆的父亲如果是个小小的科长,他也不会走那条路!我了解过了,杜德海如果是干部,他的病也不至于耽误那么久。工人不能长期靠‘领导阶级’四个字体会幸福,谁也挡不住他们进行比较!而我不同,我能跳出阶级意识来看人对事,我是本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来敬重你母亲的。只要我做戏能让她高兴,那我就做戏给她看。这算什么本色缺陷?如果今晚来的是秉昆,你妈说一句他焉头巴脑地顶一句,那会是种什么局面?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了反而好吗?在我看来,周蓉今晚的表现实在不错!她一谈到官僚阶层的特权比秉昆还愤世嫉俗,可她今晚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简直可以说刮目相看,她考虑到了多边关系……”

秉义的一大番话尽管是压低着声音说的,但因为面对面,仍让冬梅有种遭到义正词严训斥的感觉。

秉义忽然收住了话,再次背对她。

冬梅在他肩上亲了一下,笑道:“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跟你开几句玩笑都看不出来了?”

客厅里的电话就在那时响了。

冬梅说:“可能打错了,别理。”

电话铃响个不停,夜深人静,听来声音甚大。

“可能是找我的!”秉义跃下床去。

等冬梅臂搭着他的睡衣跟入客厅时,秉义已在接电话了。

电话是与常宇怀同去医院那名工人打来的。他报告说,常宇怀由于不能为杜德海从医院带走几支杜冷丁,在医院里大发雷霆。院方请来了派出所民警,常宇怀更加愤怒,双方眼看要动手了。

秉义头脑中一片空白。

冬梅问他谁打来的,因为什么事,他捂住话筒,简单说明后接着发呆。

冬梅说:“给我话筒。”

秉义犹豫了。

冬梅从他手中夺去话筒,大声说:“听明白了,我是你们周书记的爱人,杜冷丁的事他解决不了,但是我能解决。我要求你们保卫处长立刻冷静下来,绝不许再有什么冲动的言行!我保证,你们会从医院带走杜冷丁。是市立医院对不对?你告诉院方的人,请他们等着接院长的电话……”

冬梅放下听筒,转身已不见秉义。

她回到卧室,见秉义已在匆匆忙忙穿衣服。

秉义说:“把你自行车钥匙给我,我得去。”

冬梅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会听你军工厂党委书记的?你去了人家就听你的指示了?”

“别啰嗦!总之我不是得去吗?快把钥匙给我!”秉义吼了起来。

小菊不知何时也上楼了,在卧室门外揉着眼睛说:“奶奶醒了,问又是什么不好的事?”

冬梅说:“让她马上到客厅去!”

“别听她的!”秉义冲冬梅吼:“你瞎掺和什么啊?你们母女俩怎么都爱掺和我的事呢?没有你们,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啦?”

冬梅也厉害起来,以训斥的语气说:“周秉义你别不识好歹!我们母女俩不掺和,你去了照样一支杜冷丁也得不到!你以为你是个人物了?能量差得远!”

秉义一想,她说得也没错,只得暂且跟着妻子到客厅去,等她母女俩拿出个什么主意。

“杜冷丁呀,我知道那药,止痛的。什么痛都能止,我熟悉的两位老同志在自己家常让儿女给打一针,那并不是多么宝贵的药哩,怎么也搞成了个事?”老太太听了事情原委之后,有些困惑。

冬梅催促道:“既然在你看来不是个事,那你就快帮着摆平吧,该给谁打电话倒是打啊!”

老太太为难地说:“可我也不直接认识市医院的院长啊,他们都是些正副处级的小不拉子干部,我平时不认识,也认识不过来啊。我们都是在省医院看病,而且是专门区域专家门诊,不必为看病再多认识些人。”

秉义听了,起身又往外走。

冬梅厉声呵止道:“坐那儿!”她又对母亲说:“我不听那些。反正如果你袖手旁观,那就都别睡,一块儿坐到天亮吧!”

玥玥也出现在客厅门外了。

秉义没好气地朝她说:“回你屋去睡觉!”

老太太批评道:“我说不管了吗?多大点儿事啊,值得你们两口子都叽叽歪歪的吗?容我想想不行啊?”

秉义不愿老太太一再掺和,可事到临头,自己其实并无办法,只有压下焦躁,静待岳母给出个主张。

几分钟后,老太太吩咐小菊:“去把办公厅发的通讯录取来。”

小菊问:“哪个呀?办公厅先后发了几个呢。”

老太太说:“最后派人送来那个,红皮儿大字的,封面印着顾问委员会的那个。”

不一会儿,小菊取来了。

“就是这个。”老太太看一眼女儿,再看一眼女婿,淡淡地说:“我想好怎么办了。你俩都上楼去,安心睡吧。”

冬梅就站了起来。

秉义犹豫地坐着未动。

冬梅说:“走啊!”

秉义只得也站了起来,随妻子往外走时,内心充满羞耻感。

岳母在他背后说:“这不是杀鸡用起了屠牛刀嘛。小菊,守在楼梯口,防止他俩下来偷听。把客厅门关上,你也不许偷听。”

小红本是她和几位省顾问委员会委员集体卸任后,省委省政府作为礼物赠送的,上面印有省市两级厅局以上干部的姓名、办公室电话、秘书电话乃至家里电话。那一直属于保密内容。

老太太拨通了主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家的电话。她并不认识对方。因为不认识,歉意的话是免不了要说上几句的。她不愿让女儿和女婿听到她对人说那样一些话。

秉义两口子上了楼,一个坐在床这侧,一个坐在床那侧,背对背,都没好情绪理对方。

十来分钟后,小菊上楼对他俩说:“解决了,奶奶又躺下了。”

市立医院那边,派出所的人撤了,双方握手言和。

院长在电话里指示要尽量满足军工厂干部和工人兄弟的要求,要以工人兄弟们高兴不高兴来给自己的落实情况打分。

没谁再敢推三阻四敷衍塞责了。

常宇怀喜出望外地获得了整整一盒三十支杜冷丁,够用三十次。

见他高兴了,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小声向他透漏——医院还有一种进口的好药,止痛效果更好,副作用也小,只不过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用。如果有哪位大领导特批的条子,那也是完全可以例外。他们医院为某大领导并非干部的老父亲用过,还由公费百分百报销了……

常宇怀说:“谢了。这我们就很知足了,不敢有那种想法。人得见好就收,不能厚颜无耻。”

常宇怀驾车回厂时,已在医院注射了一针杜冷丁的杜德海确实在后座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一九八八年,杜冷丁是解除普通病人终末期剧痛的唯一神药。除了让人神经麻醉再无任何别的医治作用,但并非一般享受公费医疗福利的人容易买到。

陪他同去的那名工人替杜德海抱怨,说杜师傅的病起初只不过是胃痛,吃不下饭,而厂卫生所给他开的却往往是苏打粉、酵母片、胃舒平之类的药。杜师傅后来要求厂里批准他做一次钡餐造影,卫生所却为了缩减医疗支出,一直不给他开许可证明,说他那是老毛病,没必要。没有厂卫生所的证明,一名工人在正规医院是做不成公费钡餐造影的。等老厂长过问都一年后了,晚了。

常宇怀训斥道:“你不说那些事我就不知道了?不许再对别人说!不说那些不痛快?”

那名工人说:“那当然,不说说心里就是不痛快哩!”

常宇怀突然来了个急刹车,车头险些撞着人。

他推开车门探出身,见是个头裹长围巾的女人。

尽管是个女人,由于心情郁闷,他还是骂了一句:“眼睛长脚底板上了?找死的臭老娘们儿!”

那女人默默朝后退开了。

她是周蓉。

造成险情并不怪她。那是十字街口,她在过马路,而常宇怀开的车转弯未减速。

车刚一开过去,她省过味儿来,追着车跑。她想看清车牌号,不为别的,只为明天了解一下,是什么霸气的司机自己错了却怪别人,而且开口骂人。了解清楚了也不是想怎么样,她不能忍受男人用粗话脏话骂女人。而在男人骂女人的话中,最让她撮火的就是“臭老娘们儿”。这是北方男人骂女人的惯常话。

她追着车跑完全是一种本能反应,如同蜜蜂想要蜇到侵犯了蜂巢的熊——“女人”二字是她性别意识中的蜂巢。

她自然追不上,追了十几步也就站住了。倒没喘,她年轻时热爱体育,经常长跑,从事体力劳动。她站在人行道边,望着远去的“上海”牌小汽车觉得自己的冲动行为好生可笑。

偏偏那辆车没能一直往前开,被几个人拦住了,从身姿上看,像交警。“上海”没辙,费力地掉头开回来了。

她真的笑了。

当“上海”快开近时,她迈下人行道拦住了它。

车一停,她上前拉开了车门。

“刚才哪位先生骂我臭老娘们儿来着?”

常宇怀明知错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目视前方,不接话,也不动。

“后边还躺一个喝醉了的,肯定是你们领导啰,那我可得记下车牌号,否则白挨骂了。”她把车门关上,一手扶着车灯那儿,弯下腰看车牌。

车门嘭的一响,那名工人下车了。

他说:“对不起,我们认错行不?送一名工友去医院来着,看病不顺,心里烦。”

用小车送一名工人去看病?这事她不信。

“我不难为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哪个厂的,是哪位领导的车,之后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她靠住了车头,以为自己遇到的事与某些干部的酗酒成瘾寻欢作乐有关。企业如此艰难,那些现象令她深恶痛绝。有时,她想象如果在古代,自己可能就是铲除贪官腐吏的侠女。

车门又嘭的一响,常宇怀也跳了下来。他左右看看,见人行道上有个树墩,跨到周蓉跟前,双手往她腋下一插,像叉车叉起物件似的,伸直两臂,把她平移轻放在树墩上了。

这么一来,他和她就一般高了。

周蓉一点儿都没怕。她自幼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人,看出对方并非凶徒,何况前方不远那几名交警的身影还在路上走动——她一时反倒好奇起来了,想明白对方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是军工厂的,这是我们党委书记的车,不像你想的那样车上躺的是一个醉鬼。”

常宇怀一分钟就把自己情绪恶劣的原因说清楚了,保卫工作者当到处长那一级普遍都有这种陈述水平。

人高马大的他从头上抓下帽子,最后说:“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不管你是多么的惹不起,我希望你能多少发点儿慈悲心。我们工人阶级眼下认栽了,任何人都是我们惹不起的人了。偏巧惹着你这位不好惹的算我们有眼无珠——你扇我吧!扇够了请忘记今晚的事,千万不要给我们的书记再制造麻烦。他刚上任,面临的麻烦已经不少,全厂三千几百号人还指望他哩!”

周蓉看到,眼泪分分明明地从面前这个大老爷们儿的眼中溢出,缓缓在他脸上淌。

“车上躺着的是杜德海?”

“对,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我……你们快上车吧!”

周蓉还想说什么,嗓子发干,不能再说出话来。她下了树墩往前走。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在她背后喊:“前边戒严了!”

那几个人不是交警,而是公安人员。

她以为只是不许车辆通过,没想到连行人也不许通过。

她取出了工作证,说天这么冷,这条路是自己回学校最近的路。

公安们聚拢了头,其中一个按亮手电照她的工作证。

“哇,还是副教授!”

“没看出来,让她过去吧。”

“一位女同志,别让人家绕远了!”

他们就放她通行了。年轻的公安们表现出了对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副教授的敬意,其中一个还向她敬了礼。

她加快脚步又往前走。忽然从一条横街的街口拥出一群人,大约三十多个,都穿工作服,无疑是工人。

一名工人问她:“过这条马路进对面胡同,能通到车站里不?”

她说能,详细地告诉他们怎么拐又怎么拐,再由哪条街到哪条街,便能通过一道便门进入车站里边。

“有时有人把门,有时没有。”她说完这句话继续走自己的路,以为他们是某厂前往车站卸货的工人。车站装卸队的人数有限常常忙不过来,一些工厂就派出工人卸本厂从外地运达的货物,这是常有的事。

她刚往前走了数步,听到背后有情况,转身看时,大吃一惊。从那条小街口对着的胡同内拥出另一群人来,是公安人员,比工人们的人数还多。他们手中都握着警棍,却并没向工人们挥打,只不过举着,举得也不算高,手高至肩,警棍刚刚过头而已。

公安们将工人们又逼回了那条小街。

工人们再次拥出小街,反将公安们逼退。

然而,公安们的退是有策略的退,是呈扇形的退。即使一部分人退进了胡同,大部分人还是在以扇形包围着工人,防止工人们斜刺里从马路的两边跑散。

双方就那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地冲撞着,却仅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而已,一种都不发声的沉默的冲撞。

周蓉看呆了。一名公安走到她跟前,低声问:“干什么的?”

她也低声说:“回家。”

公安又说:“没问你去哪儿,问你的身份。”

她又一次掏出工作证给对方看。

“这么晚了怎么不在家待着?”

“串亲戚了。”

“快走,这没什么可看的。”

她接过工作证没走几步,被对方叫住了。

对方说:“跟我来。”

她问:“我怎么了?”

对方说:“没怎么了,前边还有戒严的地方,怕你一个女同志回家不方便。”

于是,她跟他走到一辆带斗的摩托旁。

“坐上吧。”

她略一犹豫,坐了上去。回头看时,见双方已不再是肩与肩、胸膛与胸膛的冲撞了,开始交手了,却都沉默着,仿佛约法三章,不愿惊扰市民人家。他们仍还不算打起来,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撕巴”,类似太极弟子们的过招。

摩托开走后她问:“怎么回事?”

对方装作没听到。

一路果然还有几处警戒线。

又见到了一场工人与公安的冲突,规模还更大一些。

摩托一直把她送到了大学后门前——门外也有警车和公安人员,铁门密闭,门内聚集着一百多名学生,情绪都挺激动。

开摩托的公安人员扶着周蓉下了拖斗。

他向她敬礼后,恳切地说:“老师,希望你能做做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冲动的行为往往会事与愿违的。”

她说:“可你并没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问学生吧。”

那是一名严格遵守纪律的公安人员,显然不是普通一员。她谢过后,望着他驾驶摩托远去。

她从学生们口中了解的情况是——几个工厂的工人组成了联合上访团,要于今晚拦截列车前往北京,反映本省以及东北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面临的困境。公安机关奉命阻止,而学生们企图声援工人。

她问:“你们怎么知道的呢?”

学生们皆顾左右而言他。

有几位老师在耐心地劝导学生们不能固执己见。

她也帮着劝了几句。

一位党办的女同志悄悄对她说:“有那坏学生的父亲就是上访团的,肯定是他们鼓动的,注意识别出他们来。”

她说:“那样的学生也不见得就是坏学生,你千万别顺口说出来。”

对方说:“鼓动闹事当然就是坏学生哩,我才不会顺口说出来。”

忽然有一名学生指着周蓉大声说:“她是坐公安的摩托回来的,形迹可疑,谁也别轻信她的话!”

离她近的学生一下子散开了,像看到奸细似的瞪着她。

她对党办的女同志苦笑道:“幸亏我并没说几句话。”

对方问:“还不够坏吗?”

既然引起了怀疑,她也只有干脆一走了之。

天快亮时郝冬梅醒了,见丈夫不在身边,被子也少了一床。

她满腹狐疑地下了楼,见秉义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吸烟。烟灰缸里的烟头证明他已吸了五六支了。为了不让客厅里充满烟味儿,他开了通风的小窗。那时候暖气已不太热了,再加上通风窗开着,客厅里凉飕飕的,冬梅一进入客厅接连打了几个喷嚏。

秉义立刻由单人沙发上起身坐到双人沙发去了。

冬梅则把小通风窗关上了。

秉义双臂横伸展开被子,冬梅坐下后,他用被子裹住她。

她说:“别因为昨天晚上我对你厉害了几句就生我的气!”

他说:“没有。”

她说:“知道你压力大。如果你实在不愿再当下去,那就离开吧。不过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好由我跟我妈说。”

秉义没吱声。

冬梅又说:“身体上的理由虽然是比较老套的理由,我替你想来想去,似乎也只有这么一种理由了。究竟哪种病摆得到桌面上,我还没想好。”

秉义终于开口说:“不,我想当,非常想当下去。”

冬梅转脸看着他,困惑得不吱声了。

“我只不过在想,目前这种情况之下,我这个书记该怎么当。”

冬梅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得出国,到苏联去看看,今天就打出国报告。”秉义决心已下,说得很坚定。

冬梅听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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