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9）（2/2）
“共产国际。”侦讯员一字一字、郑重其事地说。接着用平常的语调说：“尼古拉·克雷莫夫，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随后又一字一字、郑重其事地说：“第三共产国际。”
他一声不响地沉思了很久。
“啊呀，好厉害的小娘们儿穆丝卡·格林贝格。”侦讯员忽然带着很起劲又狡黠的神气说，就像男子之间说玩笑话儿。克雷莫夫感到很难为情，不知如何是好。脸一下子红了。
有过这事儿！已经很久了，可是一想起来就难为情。那时候他好像已经爱上叶尼娅了。好像那是他下了班去找老朋友，想把钱还他，好像是借了钱买车票的。底下的事他就记得很清楚，不是“好像”了。老朋友康斯坦丁不在家。他本来也不喜欢她。她不住地抽烟，抽得嗓子都哑了，谈起什么，都自以为有两下子，她是哲学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不错，她很美，如大家说的，是一个标致娘们儿。唉，所以他就和康斯坦丁的老婆在沙发上干了那种事，而且后来又和她会过两次……
在一个钟头之前，他还以为，这是从乡下区里提拔上来的一名侦讯员，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可是过了一阵子，侦讯员却一个劲儿地问起和克雷莫夫一起工作过的外国共产党员，他知道他们的小名和外号，知道他们的妻子和情妇的名字。他的档案材料这样丰富，不是一种好兆头。就算克雷莫夫是一位伟人，每一句话对于历史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未必值得把这么多鸡毛蒜皮、乱七八糟的小事收进档案里。
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没有的。
不论他到过哪儿，都留下他的脚印，有人跟着他的脚跟走，记下他的生活。他取笑同志的话、读过一本书的感想、在庆贺生日时开玩笑的祝酒词、在电话里说的三分钟的话、开大会时给主席团递的不太客气的条子—这一切都收进了系小带子的公文夹。
他的言语、行动被搜集起来，晒干了，做成了大型标本。这是多么不怀好意的手指头如此勤劳地搜集野草、荨麻、飞廉、滨藜……
伟大的国家竟在研究他和穆丝卡·格林贝格的艳史。一些闲话和琐事与他的信仰编结在一起，他对叶尼娅的爱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倒是一些不足道的偶然的艳遇，他简直分不清大节和小节了。他说过的一句对斯大林的哲学常识不太客气的话，似乎比他十年日日夜夜为党工作更值得注意。一九三二年他在洛佐夫斯基的办公室里和一位德国同志谈话的时候说，在苏联的工会运动中国家的成分太多，无产阶级的成分太少，这是真的吗，是那位同志告密的。
“您要明白，侦讯员同志。”
“应该称呼公民。”
“是，是，公民。这是捏造，是有成见。我在党内有四分之一世纪。我在一九一七年发动过士兵起义。我在中国工作过四年。我日日夜夜为党工作。许多人都了解我……在卫国战争期间我志愿上前线，在最危难的时刻大家都相信我，跟着我走……我……”
侦讯员问道：
“您怎么，是来这儿领立功奖状的吗？要不要填表领嘉奖证书？”
确实，他不是来领立功奖状的。
侦讯员摇了摇头，说：
“您还怪妻子不给您送东西呢。瞧您这个丈夫！”
这话是他在牢房里对鲍戈列耶夫说的。我的天啊！卡茨涅林鲍肯用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密告上去。”
他的一生进入系小带子的公文夹之后，便失去体积、长度、比例……一切一切都成为黏糊糊、乱糟糟的、灰灰的一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更值得注意：是在潮湿、闷热的上海的四年超强度工作，斯大林格勒的抢渡，对革命的忠忱，还是因为在“松树”疗养院对一位不太熟悉的文学家说的批评苏联报纸内容贫乏的几句气话？侦讯员又和蔼、又亲切地小声问道：“现在请您对我说说，法西斯分子加肯是怎样吸收您参加谍报和破坏工作的。”
“您不是开玩笑吧？”
“克雷莫夫，别装蒜。您该看到，您走的每一步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正因为这样，所以……”
“克雷莫夫，您老实点儿。您骗不了保安机关。”
“不过，这是捏造！”
“是这样的，克雷莫夫。我们有加肯的供词。他在交代自己的罪行中，谈到他和您的罪恶关系。”
“您哪怕拿出十份加肯的供状，这都是假的！是捏造！如果你们有加肯这样的供状的话，为什么还相信我这个间谍和破坏者，让我做军事政委，带领人作战？你们干什么去了，你们是干什么的？”
“您怎么，是叫您到这儿来教训我们的吗？是请您来领导保安机关工作，是不是？”
“说什么领导，说什么教训！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了解加肯。他不可能说他吸收我干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他是共产党人，是革命战士。”
侦讯员问：
“您一直相信这一点吗？”
“是的，”克雷莫夫回答说，“我一直相信！”
侦讯员一面点头，一面翻档案材料，一面似乎无可奈何地说：
“既然一直相信，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您就看看吧。”他用手掌捂住一张纸的一部分，说道。
克雷莫夫粗粗地看着上面写的字，耸了耸肩膀。
“太没出息了。”他很厌恶地说。
“为什么？”
“这人没有勇气挺直身子说，加肯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又不肯昧着良心诬陷他，所以就躲躲闪闪。”
侦讯员把手移了移，让克雷莫夫看了看签名和日期：克雷莫夫，一九三八年二月。
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侦讯员厉声问道：
“也许，是他们打您，所以您写了这样的证明材料吧？”
“不是，没有打我。”
侦讯员的脸又分裂成好几块拼图方块，那气愤的眼睛流露着厌恶的神情，嘴巴在说：
“还有。您在被包围的时候，有两天离开了自己的队伍。敌人用军用飞机把您接到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您交出了重要情报，又接受了新的指示。”
“痴人说梦。”被剪掉了衣服扣子的人嘟哝说。
可是侦讯员继续进行审问。现在克雷莫夫已经不觉得自己是具有崇高、明确的思想，随时准备为革命上断头台的强者了。
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软弱、不坚定的人，他说过不该说的话，传播过荒唐的谣言，他竟敢嘲笑苏联人民对待斯大林同志的感情。他不善于识别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被镇压了。他的理论见解十分混乱。他和朋友的妻子私通。他用可耻的两面派态度写了有关加肯的证明材料。
难道坐在这儿的是我吗？难道这一切都是我的事吗？这是一个梦，是夏夜的一个梦。
“在战前您为国外的托洛茨基中央组织提供过有关国际革命运动主要人物思想状况的情报。”
怀疑这样一个可鄙、肮脏的人叛变，不必是疯子，也不必是坏蛋。克雷莫夫如果在侦讯员的位子上，也不会相信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十分了解在一九三七年接替被镇压或被解职、降职的党内工作者的一批新的党干部。这是一些气质和他不同的人。他们读的书不同，读法也不同，他们不是读，而是“仔细研究”。他们看重舒适的物质生活，革命的牺牲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或者说，不是他们性格的基础。他们不懂外语，喜欢自己的俄罗斯本性，说俄语也不按标准音。他们之中有聪明人，但是他们的主要长处和本领似乎不在于思想和理智，而在于办事能力和机警，善于见风使舵。
克雷莫夫明白，不管新干部还是老干部，都在党的一致与共同性中得到统一，分歧不要紧。但是他觉得自己比这批新人优越，觉得他这个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比他们好。
他没有注意到，现在他和侦讯员的关系已经不在于他是否愿意和这位新干部亲近，承认这位新干部是党的同志。现在，和侦讯员认同的愿望变成了可怜的希望，希望对方和他亲近，哪怕同意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不全是坏的、低下的、不忠诚的。
现在，连克雷莫夫也没有觉察到这样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充满自信的侦讯员成了一名充满自信的共产党员。
“如果您真的能够诚心悔改的话，哪怕您还对党多少有一点爱护之心的话，那就该承认自己的罪行，帮助帮助党。”
克雷莫夫一下子打掉侵蚀着他的大脑皮层的软弱，叫了起来：
“您别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决不写假口供。您听见吗？就是用刑，我也不写！”
侦讯员对他说：
“您考虑考虑吧。”
他又翻起档案材料，没有看克雷莫夫。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把克雷莫夫的档案材料推到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他似乎忘记了克雷莫夫，不慌不忙地写着，皱起眉头思索着。后来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就在上面写地址。也许，这不是一封公函。后来他又看了一遍地址，在姓氏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后来他往自来水笔里灌了墨水，又把笔头上滴的墨水擦了半天。然后他削起烟灰缸上的铅笔，其中有一支铅笔的铅芯一削就断，但是侦讯员没有生铅笔的气，很耐心地削了又削。后来他在指头上试了试铅笔尖儿。
被捕者确实在考虑。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哪儿来的这么多告密者！必须想一想，弄清楚是谁告的。这还用说？是穆丝卡·格林贝格……侦讯员还要问到叶尼娅的……确实很奇怪，为什么还没有问到她，一点也没有提到她……难道有关我的材料是瓦西亚提供的？但是我究竟有什么，有什么好承认的呢？我现在在这儿，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党啊，你这一切为的是什么？斯大林呀，斯大林，因为什么样的罪过，打击这么多善良、刚强的人？可怕的不是侦讯员提出的问题，而是他的沉默、他避而不谈的东西。卡茨涅林鲍肯说的不错。当然，他会问起叶尼娅的，显然她已经被捕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怎么开头的呢？我怎么会蹲起监牢？我这一生多么苦恼，有多少窝囊事儿。斯大林同志，饶恕我吧！只要有您一句话就行，斯大林同志！我有错误，我糊涂，我乱说过，我怀疑过，党全知道，全看见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要和那个文学家闲扯呀？不过，还不是一样。可是，突围又有什么问题？这简直荒唐，简直是诬陷，捏造，诽谤。为什么，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加肯是我的朋友，我的好兄弟，我不怀疑他是纯洁的。这样加肯那不幸的眼睛就会从他身上移开了……
侦讯员忽然问道：
“喂，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克雷莫夫把两手一摊，说：
“我没有什么好回想的。”
电话铃响起来。
“喂，我听着呢。”侦讯员说。他瞟了克雷莫夫一眼，说：“是的，你准备吧，快要到时候了。”
克雷莫夫觉得似乎说的是他。后来侦讯员放下话筒，又拿起话筒。这次的电话很奇怪，好像旁边坐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两条腿的兽。看样子，侦讯员是在和他老婆聊天。开头谈的是生活上的问题：
“上配给商店去过吗？鹅吗，这很好……为什么凭一号券不卖？谢廖沙的老婆往科里打过电话，说凭一号券买了一条羊腿，请咱们去吃呢。告诉你，我在小卖部买了一些奶渣，不，不是酸的，有八百克……今天煤气怎么样？你不要把西装忘了。”
后来他又说起来：
“喂，怎么样？别太烦恼，要多加注意。做梦啦？穿什么？还穿短裤？可惜……喂，小心点儿，等我回去，你已经要上学校去了……收拾房间吗，很好，不过要小心，不要拿重东西，你无论如何不能拿重东西。”
在这儿这样随便地叙家常，有点儿不可思议：越是像日常的、平常人的谈话，谈话的就越不像人。猴子模仿人的行动，样子就有点儿可怕……同时克雷莫夫感到自己也不是人，因为当着一个外人的面，是不会说这一类的话的……
“我吻你……你不愿意……好，算啦，算啦……”
当然，如果按照鲍戈列耶夫的理论，克雷莫夫只是安卡拉猫，是青蛙、金翅雀，或者树枝上的一只小虫儿，这样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到末了侦讯员问：
“要烤糊了吧？好，快去，快去，再见。”
然后他拿出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看起书来，还不时地做笔记，也许他是准备小组讨论，也许是准备作报告……
他带着很大的火气说：
“您怎么一个劲儿地跺脚，就好像在做体操？”
“公民，我的两脚发麻。”
但是侦讯员又埋头看起书来。
过了十来分钟，他心不在焉地问：
“喂，怎么样，回想起来了吗？”
“公民，我要上厕所。”
侦讯员叹了一口气，走到门口，轻轻唤了一声。当一只狗在不适宜的时候要求出去游逛的时候，狗主人的脸色往往就是这样。进来一名穿野战军服的士兵。克雷莫夫用老练的目光把他打量了一眼：腰里扎着皮带，白衬领干干净净，军帽戴得端端正正—一切都很像样。只是这名士兵干的不是士兵该干的事情。
克雷莫夫站起来，因为在椅子上坐的时间太久，两条腿都麻木了，一开始迈步直打战。在厕所里，他在士兵的注视下急急忙忙地想着，回来的路上也急急忙忙地想着。有很多事情要想。
等克雷莫夫从厕所里回来，侦讯员不见了，在他的位子上坐的是一个穿军服的年轻人，佩戴着镶了红绦的蓝色大尉肩章。大尉用阴沉的目光看了看被捕者，就好像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干吗站着？”大尉说。“喂，坐下！把身子坐直，老家伙，干吗弓着背？等我给你两下子，你身子就直起来了。”
“一见面就这样。”克雷莫夫心里想道。他害怕起来，在战场上他都没有这样害怕。
“这一下子要来劲儿了。”他想。
大尉吐了一个烟团儿，在灰色的烟团中响着他的声音：
“这是纸、笔。怎么，要我替你写吗？”
大尉很喜欢侮辱克雷莫夫。也许，这是他的职责？要知道，在前方有时要炮兵对敌军进行扰乱性射击，炮兵就日日夜夜打炮。
“你是怎么坐的？你是上这儿睡觉的吗？”
过了几分钟，他又呼唤被捕人：
“喂，你听着，怎么，我不是对你说话吗，跟你无关吗？”
他走到窗前，拉起厚厚的窗帘，把电灯熄了，一道阴沉的晨曦射进克雷莫夫的眼睛。克雷莫夫自从来到卢比扬卡，这是第一次看见白天的光。
“一夜过去了。”克雷莫夫想道。他一生是否有过更坏的早晨？难道在几个星期之前是他无思无虑地躺在炸弹坑里，对他厚待的钢铁在头顶上呼啸着，他感到那样幸福和自由？
可是时间错乱了：他进入这个房间是很久以前，斯大林格勒却是刚刚过去的事。
窗子面对着内部监狱的天井，窗外光线灰沉，毫无生气，不像亮光，倒像脏水。一切东西在这晨光下似乎比在电灯光下更阴沉，更带有官气和敌意。
不，不是靴子变小，是两脚麻木了。
在这儿怎么把他过去的生活和工作与一九四一年被包围联系起来？是谁的手指头把不能连接的东西连接到了一起？这是为了什么？谁要这样？为什么？
他想到这些，心里十分难过，以至于有时他忘记了脊背和腰的酸痛，感觉不到他肿胀的两腿已把靴筒塞满了。
加肯、弗里茨……我怎么忘了，一九三八年我也是坐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也是这样坐着，不过，不是这样：那时候口袋里有通行证。现在倒是想起了那最卑鄙的心思：一心想讨好所有的人，不论是开发通行证的办事人员，值班守卫，还是穿军服的电梯工。那一位侦讯员说：“克雷莫夫同志，请您帮帮我们的忙吧。”不，最卑鄙的还不是一心想讨好。最卑鄙的是一心想表示忠诚！啊，这一下他倒是回想起来了！在这方面只要忠诚就行了！于是他表示了忠诚，他说出加肯在评价斯巴达克运动方面的错误，说他对台尔曼没有好感，说他想要稿费，说他在艾丽萨怀孕的时候和她离了婚……当然，他也想起了好的……侦讯员记下了他的话：“我和他多年相交，认为他不大可能直接参与反党的破坏活动，不过不能完全排除他有进行两面派活动的可能性……”
啊，是他报告的……在这儿的档案夹里所搜集到的有关他的一切，都是也想表示忠诚的同志们说的。为什么他要表示忠诚？是党员的义务吗？胡说！真正的忠诚只能这样：拿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擂，高声说：“加肯是我的朋友和兄弟，他没有罪！”可是他却搜索枯肠，拼命找毛病，拼命迎合那个侦讯员，因为没有侦讯员的签名，他有通行证也出不了灰色大楼的大门。他还回想起来，当侦讯员说“请等一下，克雷莫夫同志，我在您的通行证上签个字”的时候，他感到多么急切、多么幸福。他帮助他们把加肯打进了监狱。他这个忠诚的人带着签了字的通行证上哪儿去了呢？不是去找朋友的妻子穆丝卡·格林贝格了吗？不过他说的有关加肯的一切，都是事实。但那里面说的有关他的一切，也都是事实呀。他确实对菲佳·叶甫谢耶夫说过，斯大林各方面的缺陷都和哲学上的无知有关系。要说出他遇到过的人，实在可怕：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格里高力·叶甫谢耶维奇、洛莫夫、沙茨金、比亚特尼茨基、洛米纳泽、留京、红头发的什里亚普尼科夫，他还到列夫·鲍里索维奇的“科学院”去过，还有拉舍维奇、扬·加马尔尼克、卢波尔，他还去研究所找过里亚萨诺夫老头子，在西伯利亚有两次住在老朋友艾海家里，还有基辅的斯克雷普尼克、哈尔科夫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噢，还有卢特·菲舍尔，哦……幸亏侦讯员没有想起主要的一个，要知道当初列夫·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关系是不坏的……
我算是烂透了，还有什么说的。不过，为什么？他们的罪过不比我的大呀！不过我可是没有签字。别急，克雷莫夫啊，克雷莫夫，你会签字的。他们都签字了，你怎么能不签字！大概，最卑鄙的手段留在最后。就这样三天三夜不让人睡觉，然后就开始殴打。是的，反正这一切不大像社会主义。我的党有什么必要把我消灭？要知道，当年搞革命的是我们，而不是马林科夫，不是日丹诺夫，不是谢尔巴科夫。我们对革命的敌人都是毫不留情的。为什么革命对我们毫不留情？也许，革命就是毫不留情。也许，这不是革命，这个大尉算什么革命，这是黑帮，是一伙流氓。
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背也疼，腿也疼，疲惫无力，身子想挺直也挺不起来。顶好能躺到床上，动一动光光的脚趾头，跷一跷腿，挠挠小腿肚子。
“别睡觉！”大尉喝道。就像在发布战斗命令。
好像只要克雷莫夫闭一会儿眼睛，苏维埃国家就会垮了，前线就会崩溃。克雷莫夫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么多骂人的脏话。
朋友们、亲近的助手、秘书、推心置腹的交谈者都在搜集他的一举一动。他越想越害怕：“这是我对伊凡说的，只是对伊凡说过。”“我跟格里沙谈过，我和格里沙从一九二〇年就相识。”“这话我和玛什卡·海尔别尔说过，哎呀，玛什卡呀，玛什卡。”
他忽然想起侦讯员说的，他别想等叶尼娅送东西……这是他不久前在囚室里和鲍戈列耶夫说的。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填充克雷莫夫标本呢。
下午，给他端来一钵子汤。他的手抖得厉害，只好弯下头去，就着钵子的边儿喝汤，汤匙像敲鼓一样碰得叮当响。
“你喝起来像头猪。”大尉阴沉地说。
后来又是一件大事：克雷莫夫要上厕所。他走在走廊里的时候，已经什么也不想了，可是，他站在便池前的时候又想了，想的是：幸亏把扣子剪掉了，要不然，手这样发抖，裤裆还解不开，也扣不上呢。
时间又是一点一点地过去。戴着大尉肩章的国家胜利了。他的头脑里出现一团浓浓的灰雾。大概，猴子的头脑里就有这样的雾。不再有过去和未来，不再有系着小带子的档案夹。只有一个愿望：把靴子脱下来，挠挠痒，睡一觉。
那个侦讯员又来了。
“您睡好了吗？”大尉向道。
“领导不是睡觉，是休息。”侦讯员故意用教导的口吻说。他说的是很久以前军队里的一句俏皮话。
“是的，”大尉说，“不过部下眼皮有些肿了。”
就像一个工人来接班，总要看看自己的车床，认真地和上一班工人交换一下意见，侦讯员就是这样看了看克雷莫夫，看了看办公桌，说：
“好啦，大尉同志。”
他看了看表，从抽屉里拿出档案夹，解开小带子，翻了翻档案材料，很有兴致、很带劲儿地说：
“好吧，克雷莫夫，咱们继续进行。”
于是他们又进行下去。
侦讯员今天问的是战争。他在这方面也知道很多很多：他知道克雷莫夫担负的任务，知道一些团和集团军的番号，能说出和克雷莫夫一起作战的一些人的名字，知道克雷莫夫在政治部说过的一些话，知道他对将军写的文理不通的便条所提的意见。
克雷莫夫在前方所做的工作、在德军炮火下做的一些报告、在撤退和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对士兵们的鼓舞—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全不存在了。
他成了胡说八道的可怜虫，成了两面派，瓦解同志们的斗志，把不信任和失望情绪传染给他们。是德国侦察队帮他越过前线以便继续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在重新开始审问的头几分钟里，睡足了觉的侦讯员那股精神劲头儿也传给了克雷莫夫。
“随您怎样，”他说，“我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间谍！”
侦讯员朝窗外看了看：天已经开始黑了，他看不清桌上的材料了。
他开了台灯，把蓝色的窗帘放下来。
凄厉的、野兽般的叫声从门外传来，并且忽然断了，没有声音了。
“好吧，克雷莫夫。”侦讯员说着，又在桌旁坐下来。他问克雷莫夫，是否明白，为什么从来没有提升过他的军衔。他听到的是不太明确的回答。
“所以嘛，克雷莫夫，您在前方一直是一名营级政委，可是您应该是一位集团军甚至方面军的军委委员呀。”
他盯着克雷莫夫，沉默了一会儿，也许，第一次用一个侦讯员的目光看了看，得意地说：
“托洛茨基亲口说过您的文章‘十分精彩’。如果这个坏蛋夺取了政权，您会升上很高的位子，‘十分精彩’—是开玩笑的吗！”
“这就是王牌了，”克雷莫夫心想，“他把王牌打出来了。”
他以为，克雷莫夫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不过，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拿来问问斯大林同志。克雷莫夫同志和托洛茨基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一直反对托洛茨基的意见，一次也没有赞成过。
最要紧的是脱脱靴子，躺下去，跷一跷肿胀的腿，睡一会儿，同时在睡梦中挠挠痒。可是侦讯员很亲切地小声说起来：
“为什么您不愿意帮我们的忙呀？难道问题在于，您在战前没有什么罪行，在被包围时没有恢复关系，没有秘密进行联系？……问题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问题在于党的新的方针。您要在新的斗争阶段帮助党。为此必须抛弃过去的一些见解。这样的任务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担当。所以我要和您谈谈。”
“那就好吧，好吧，”克雷莫夫慢慢地、昏昏沉沉地说，“可以设想，我不自觉地成了敌视党的观点的代表。就算我的国际主义和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观念相矛盾。就算我因为本性，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和新的方针、新的人物格格不入。我愿意承认，可以承认。不过，至于间谍，破坏……”
“还要这‘不过’干什么？您瞧，您已经走上正路，承认自己敌视党的事业。难道形式有什么意义？如果您承认了最根本的，还要您这个‘不过’干什么？”
“不，我不承认我是间谍。”
“就是说，您根本不想帮助党。一谈到问题，您就溜进树林子里，是这样吗？您是狗屎，真不识抬举！”
克雷莫夫一下子跳起来，扯了一下侦讯员的领带，然后用拳头在桌上一擂，电话机里有什么东西叮当响了一声，又咕咕了两声。他用响亮的嗥叫声叫了起来：
“你这狗崽子，坏蛋，当我领着人在乌克兰，在布良斯克森林作战的时候，你在哪儿呀？冬天我在沃罗涅日作战的时候，你又在哪儿？你这坏蛋，到过斯大林格勒吗？难道我对党一点事情没有做过吗？你这副宪兵嘴脸，你就在这儿，在卢比扬卡保卫苏维埃国家吗？我在斯大林格勒不是保卫我们的事业吗？你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呆过吗？你这败类，高尔察克匪帮打穿了我的左肩，还是打穿了你的左肩？”
然后，他被打了一顿。但不是像在方面军特别科那样干脆利落地打在脸上，而是打得很讲究，很科学，很有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素养。打他的是两个穿着新军装的年轻人，他对他们喊着：
“你们这两个坏蛋，应该把你们送到惩戒连去，把你们编进反坦克枪小组……两个逃兵……”
他们自顾自打着，既不生气，又不发狂。似乎他们打得不够狠、不够猛，但是这种打法很有些可怕，就像很平静地说出的卑鄙话，往往格外可怕。
克雷莫夫的嘴里流出血来，虽然一次也没有打到他的牙齿，这血也不是从鼻子里，不是从牙花子，不是从咬破的舌头里流出来的不像在阿赫图巴那样……这是从肺部深处流出的血。他已经不记得他在哪儿，不记得他是在做什么……他上面又出现了侦讯员的脸。侦讯员指着挂在桌子上方的高尔基画像，问：
“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说什么来着？”
接着又像个教师似的用教导的口吻回答说：
“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
然后他看到天花板上的电灯，看到一个佩戴窄小肩章的人。
“好吧，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侦讯员说，“那就用不着休息了。”
一会儿，克雷莫夫又坐在桌前，听着明白易懂的教导：
“咱们就这样坐上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咱们就来干脆的：就算您没有任何罪行，但我对您说什么，您就全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再打您了。明白吗？也许，特别会议会审判您，但是不会打您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您以为，您挨打，我就舒服吗？我们可以让您睡觉。明白吗？”
―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谈话还在进行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够使克雷莫夫震惊，使他脱离昏昏沉沉的迷糊状态。但是，他听着侦讯员的一番新的说法，还是惊愕得半张开嘴巴，抬起头来。
“所有这些事都是老早的事了，可能已经忘记，”侦讯员指着克雷莫夫的档案材料说，“可是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对祖国的可耻背叛行为，是不会被忘记的。有见证人，也有材料可以证实！您在被德军围困的‘6—1’号楼里进行活动，瓦解战士们的政治觉悟。您鼓动热爱祖国的格列科夫背叛祖国，企图动员他投向敌方，司令部和党派您到这座楼房里去担任作战政委，您辜负了司令部的信任，辜负了党的信任。您进入这座楼房之后，担当了什么角色？竟做了敌人的间谍！”
快到天亮时候，又把克雷莫夫打了一顿。他觉得自己仿佛沉进温暖的黑色牛奶中。又是那个佩戴窄小肩章的人擦着注射器的针头，点了点头。又听见侦讯员说：
“既然医生认为没关系，就没什么。”
他们面对面坐着。克雷莫夫看着对方的疲惫的脸，觉得奇怪的是，痛恨的心情消失了：难道是他曾经抓住这个人的领带，想把这个人勒死？现在克雷莫夫心中又出现了同这个人的亲近感。桌子已经不能把他们分开，坐在一起的是两个同志，两个苦命人。
克雷莫夫忽然想起那个枪毙以后没死、穿着血糊糊的衬衣从夜晚的秋日原野回到方面军特别科的人。
“这也是我的命运，”他想道，“我也无处可去。已经晚啦。”
后来他又要求上厕所，后来昨天的那个大尉又来到，把窗帘拉起，把灯熄了，抽起烟来。
于是克雷莫夫又看到白天的亮光，阴森森的，好像不是来自太阳，来自天上，而是来自内部监狱的灰色砖墙。
四十四
几张床全空着，另外三个人也许搬到别的囚室去了，也许他们都在受审。
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失去自制力，带着被遗弃的人生躺在床上，腰部疼得非常厉害，好像他的肾被打坏了。
在人生毁灭的痛苦时刻，克雷莫夫懂得了女人爱情的力量。妻子！只有她珍爱这个被无情的铁脚践踏得血肉模糊的人。他浑身是血，她会给他洗脚，给他梳理蓬乱的头发，她看着他的失神的眼睛。他的心灵被伤害得越厉害，世上的人越是厌恶他、瞧不起他，她就越是觉得他可亲可爱。她跟在汽车后面跑，她在库兹涅茨桥站队，在劳改营铁丝网外面等候，她一心想着给他送几块水果糖、几头大蒜，她在煤油炉上给他烙糖饼，她愿意花费几年的时间，为的是哪怕跟他见半个小时的面……
不是所有睡过觉的女子，都能跟妻子一样。
他因为绝望得像挨刀割一样，就也想唤起另一个人的绝望。
他想好了一封信的开头几句：
“你听到这事会十分高兴的，不是因为我被抓了起来，而是因为你已经离开我了，你可以感谢你那耗子般的本能，使你离开了下沉的船……我是一个人……”
眼前闪过侦讯员桌子上的电话机……一头健壮的公牛打他的腰，打他的腋下……大尉拉起窗帘，把灯熄了……档案材料沙沙响着，他在沙沙声中渐渐入睡……
忽然有一根烧得红红的、弯弯的锥子扎进他的头盖骨，似乎他的脑子发出焦糊味：是叶尼娅·尼古拉耶芙娜告密，出卖了他！
十分精彩！十分精彩！这是有一天早晨在兹纳缅卡，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办公室里对他说的话……那个尖下巴胡、戴着光闪闪的夹鼻眼镜的人看过克雷莫夫的文章，就很亲切地小声说了这话。他记得：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党中央把他从共产国际召回，让他在政治出版社主编一本书。“当年也算一个人物呀。”他想道……就是那天夜里他对叶尼娅说，托洛茨基看了他的文章《革命与改良—中国与印度》，说：“十分精彩。”
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旁人在场，他也没有对任何人转述过，只是对叶尼娅说了说，这就是说，侦讯员是从她嘴里听说的。是她告密的。
他再不觉得已经有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他似乎已经睡足了。是强迫她的？反正还不是一样。同志们，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我完了！把我弄死了。不是手枪子弹、不是拳头把我打死的，不是死于不能睡觉。是叶尼娅把我弄死的。我来写供状，什么都承认。有一个条件：你们要说明，是她告密的。
他从床上爬下来，用拳头擂起门来，值班守卫马上就朝小孔里窥视，他朝守卫喊道：
“带我去见侦讯员，我什么都招认。”
值班班长走来，说：
“别吵闹，等什么时候提审，您招认好啦。”
他不能一个人待在这儿。还不如挨打，昏迷过去。既然医生认为没事儿……
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床边，当他觉得再也经受不住精神上的痛楚，当他觉得头脑就要碎裂，觉得好像有成千上万的碎片往心里、喉咙里、眼睛里直钻的时候，他明白了：叶尼娅不可能告密！于是他咳嗽起来，哆嗦起来：
“原谅我，原谅我吧。我没有福气跟你在一起，这怪我，不怪你。”
自从捷尔任斯基踏进这座楼房里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美妙感情来到他心中。
他醒了过来。一头贝多芬式乱发的大块头卡茨涅林鲍肯坐在他的对面。克雷莫夫对他笑了笑，他那低低的肥厚的额头皱了起来。克雷莫夫明白，卡茨涅林鲍肯认为他的笑是精神失常的表现。
“我看见了，他们打得您很厉害。”卡茨涅林鲍肯指着克雷莫夫血糊糊的衣服说。
“是的，打得挺厉害，”克雷莫夫歪着嘴回答说，“你们怎么样？”
“我上医院去逛了逛。他们两个都走了：特别会议又判了德列林格十年，就是说，一共是三十年了；鲍戈列耶夫转到别的囚室去了。”
“啊……”克雷莫夫说。
“您说说吧。”
“我在想，”克雷莫夫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搜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汇集到卢比扬卡来，归入档案。光搜集好的！这儿将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第一块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胜利了，告密、谎言没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鲍肯漫不经心地听他说着，插话说：
“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他用问询的目光看了看克雷莫夫，怎么也无法理解，克雷莫夫那土黄色的脸，那凹下去又肿起来的眼睛，那带着黑色血印子的下巴，为什么在幸福而安详地笑着。
四十五
保卢斯的副官亚当斯上校站在打开的手提箱前面。
保卢斯的勤务兵里特尔蹲着，在地上铺了报纸，把所有内衣放在报纸上，在挑拣着。
夜里，亚当斯和里特尔在元帅的办公室里烧文件，烧掉了保卢斯亲自用的大地图，本来亚当斯认为那是神圣的战争遗物。
保卢斯一夜没有睡。他早晨也没有喝咖啡，冷漠地看着亚当斯在忙活。他不时地站起来，跨过放在地上等待焚烧的一摞摞文件，在房子里走一走。用麻布裱过的一些地图烧得很不痛快，把炉条堵塞起来，里特尔不得不用炉钩一再地清理炉膛。
每一次里特尔打开炉门，元帅都要把手伸到炉口。亚当斯把军大衣披到元帅的肩上。但是元帅不耐烦地动了动肩膀。于是亚当斯又把大衣挂到衣架上。
也许，元帅此时已经看到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里：他和士兵们一起站在火堆前烘手，前前后后都是空旷的荒野。
亚当斯对元帅说：
“我叫里特尔往您的提箱里多装一些厚实的内衣。我们小时候想象的最后审判与事实不符：既不会有火，也不会有火炭。”
这天夜里施密特将军来过两次。电话线被切断了，电话机不响了。
自从被包围的那一刻起，保卢斯就明白，他率领的军队不能在伏尔加河上继续作战了。
他看出来，当初保证他夏季攻势胜利的一切条件—战术、心理、气象、技术，都在往不利的方向变化，正数已变为负数。他向希特勒要求：第六集团军应当协同曼施坦因在西南方冲破包围圈，开辟一条通道，把部队带出去，并且做好思想准备，大部分重武器只好丢下。
十二月二十四日叶廖缅科的部队在麦绍夫卡河地区给予曼施坦因部队以重创之后，任何一个步兵营营长都清楚了，在斯大林格勒进行抵抗是不行的。不清楚这一点的只有一个人。他把第六集团军改为方面军前哨，即从白海到捷列克河的方面军。他宣布第六集团军是斯大林格勒的堡垒。可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却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变成战俘集中营。保卢斯又通过加密电报报告说，有一些有利于突围的条件。他等待着可怕的怒火爆发，因为还没有人敢于两次反对最高统帅的意图。他听说过，希特勒曾经扯掉龙德施泰特元帅胸前的骑士十字勋章，在场的布劳希奇吓得心脏病都发作了。和元首是开不得玩笑的。
元月三十一日，保卢斯终于收到了回电：授予他元帅军衔。他又做了一次尝试，想说明自己的正确，得到的是帝国的最高勋章—带有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他渐渐意识到，希特勒已经开始拿他当死人对待了—这等于死后追授元帅军衔，死后追授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他现在只有一样用处：创造英勇抵抗的领导者的悲剧形象。国家宣传机构已经把他率领的几十万人宣扬为圣徒和受难者。这些人还活着，在煮马肉，在捕杀斯大林格勒最后的一些狗，在野地里逮乌鸦，捉虱子，把烂纸卷在纸里当烟抽，可是这时候国家的广播电台却为这些未死的英雄播放雄壮的哀乐。
他们还活着，在呵冻红了的手指头，他们的鼻孔里还流着鼻涕，他们的头脑里还闪着一个一个的念头，想吃，想偷，想装成病人，想投降做俘虏，想上地下室里和苏联娘们儿亲热亲热，可是这时候国家的儿童合唱队和少女合唱队已经在广播里唱：“他们死了，为的是德国的生存。”似乎他们的罪恶而美好的生命能够复活，国家就一定灭亡。
一切正如保卢斯预言的。
他怀着无比难过的心情，感觉自己断言军队会毫无例外地全部完蛋是说对了。他从自己的军队的完蛋中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奇怪的满足，感到自己的高明。
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被压制下去、驱赶出去的一些念头又进入脑际。
凯特尔和约德尔把希特勒称为“神圣的元首”。戈培尔说，希特勒的悲剧就在于，他在战争中不可能遇到与之匹敌的天才统帅。蔡茨列尔则说，希特勒曾要求他把战线拉直，因为弯曲的战线有损他的美感。那么，就像神经错乱、神经衰弱似的不肯进攻莫斯科，又算什么呢？那么，那一次突然变得优柔寡断，下令停止进攻列宁格勒，又算什么呢？他的坚决抵抗的狂热战略的基点是：害怕失去威望。
现在一切都完全明朗了。
但是正是完全明朗才可怕。他可以不服从命令！当然，元首会处死他的。但是他可以救活许多人。他在很多人的眼里看到了责难的神气。他可以，可以挽救军队！他怕希特勒，怕丢掉性命！保安总部驻集团军司令部的最高代表哈尔布前几天在飞往柏林的时候，用含糊的语言对他说，即使在德国这样的民族中，元首也是太伟大了。是的，是的，噢，当然。
全是矫揉造作的腔调，全是虚夸腔调。
亚当斯打开收音机。从噼啪的杂音中出现了音乐声：德国在为斯大林格勒的死者举行安魂祈祷。音乐声中隐藏着一股特别的力量。也许，对于民族，对于未来的许多战役来说，元首创作的神话比起拯救挨冻挨饿挨虱子咬的许多人更为重要。也许，你在阅读条令、安排战斗时间表、观看作战地图的时候，并不了解元首的逻辑。
可是，也许，在希特勒为第六集团军设计的受难光环中，会出现保卢斯及其军队的新生，他们在未来德国的新命运。
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是铅笔、计算尺和计算器。起作用的是一位奇怪的军需将军，他有另外的计算标准，有另外的储备。
亚当斯呀，亲爱的亚当斯，忠实的亚当斯，要知道，一个具有极高的精神气质的人总是必然有所怀疑的。只有那些目光短浅、永远觉得自己正确的人才会凌驾于世界之上。气质高尚的人不会凌驾于国家之上，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决定。
“他们来了！”亚当斯叫起来。他吩咐里特尔：“拿开！”于是把打开的提箱推到一边，又抻了抻自己的军服。
胡乱放进提箱里的元帅的袜子后跟上有窟窿，里特尔紧张焦急起来，不是怕性子焦躁的保卢斯穿到破袜子，而是怕不怀好意的苏联人的眼睛看见这袜子上的窟窿。
亚当斯站着，把两手放在椅背上，背着马上就要打开的门，用镇静、关切、爱护的目光看着保卢斯，他觉得，元帅的副官就应该这样。保卢斯多少挺了挺身子，不靠在桌子上，把嘴唇紧紧闭起。就是在此刻元首也希望他演戏，于是他准备演戏。
门就要开了，黑暗的地下室的这个房间就会对大地上活着的人起重要作用。痛苦和焦虑过去了，只剩下惧怕，怕的是，推门的不是也准备演出盛大的话剧的苏军指挥部的代表，而是习惯了轻轻扣自动枪扳机的勇猛的苏军士兵。还有一种担心未来的念头：等演戏一收场，人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是什么样的生活呢，上哪儿呢，是上西伯利亚，进莫斯科的监狱，还是进集中营的棚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