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比利时（6）（1/2）

“你刚刚说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

“我是想说，同亨尼分居的那个女人，斯塔夫！”

“什么？他和他的妻子分居了？我以前根本没听你说过嘛。”

“我是想说：现在和他分开生活的那个女人。她住在不来梅港而亨尼住在这儿啊。那他们就是异地分居了。唉，斯塔夫，你都把我搞糊涂了！”她穿着新鞋跑到楼上去了。

“肉排。”爸爸陷入沉思，“配刺山柑花。”

蛋头和往常一样站在了窗口，尽管他总是努力不去靠近窗户；他沿着一排排板凳走，按螺旋线在板凳之间穿行，可是每次还是又回到了窗边，望向院子，期待着在那里看到某些事，某个人，在找他的人或者要给他带消息的人。（一个公证人的信使，告诉他那个垂垂老矣的贵族鲁内·德·盖霍夫终于死掉了，他这做教士的儿子获得了百万遗产，那蛋头就会欢呼着脱掉教士袍，穿着他的缎面短裤跳起舞来了。）

“你们之中有些人会耸耸肩，觉得这样的说法是过时了的，不现代的，但不是有很多证据表明魔鬼是存在的吗？有没有可能，人类正日益陷入魔鬼力量的掌控之中吗？人类是不是有可能患上了魔鬼造成的疾病？所以，我们必须同情那些病人，为他们尽慈善的功业，照料病人？”

教士袍在他的骨架周围飘扬，他从窗户那儿逃离开，脸色灰白地跌坐进自己的椅子里，在他枯瘦的手指上转动着印章戒指。

“这是迫害妄想吗，把魔鬼想成某个我们在大街上遇到的人，就在下一个街角，偶然撞上的，穿着制服的人？人以不可忽视的方式所做的恶，会具有某种形态吗？”让人听不懂的喃喃自语。跺脚声。他这样和自己说话说得越来越多了，大多数时候都是用问句的形式。最后，他无声地发问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六边形的星星，然后就像是刚刚发现了它，就像是别人画出了这个星星，紧张地用袖子（用他自己的袖子！）又擦掉了。

“这样难免会让人斗胆地想，一定是有某个特别的上帝，它居然，它居然，它居然不会阻止这样的行径……不是吗？这样人在绝望中会渴求不详的解决办法……不是吗？”

唉，他为什么说了上百遍，却还没说清楚他要说的？是什么阻碍了他？

“然后人就会在信仰之外寻找……不，人会用另一种信仰来取代对耶稣的信仰……”

这话好理解一些了，更像是教士用语了。之前说的什么不详的解决办法，很可能指的是纳粹吧。另一种信仰，就是对新秩序，我穿着制服所代表的新秩序的信仰。他是怕我会告发他吗？可我不是费尽心思和力气要讨好他？如果他是数学老师，我会拼命苦读到脑袋冒烟，就为了能博得他一丝一毫的认可。他为什么迈着这么费力的步子走向窗户，就像是他鞋子加了鞋垫，或是脚上长了鸡眼？

下课后，路易斯说：“您刚才说的是我。”

“如果你想这么看的话。”

“您认为，我在受魔鬼摆布。”

“谁不是呢？”

“您认为我把自己献给了邪恶势力。”

（现在我就可以看出在他的眼中哪种邪恶更邪恶了，是作为异教徒跟在不属于上帝的一面旗子后往前开进，还是那些平庸的邪恶行为，比如热衷于阅读《扬·豪特凯特》，列入禁书名单的赫尔拉德·瓦尔夏普 [311] 的书。）

“您认为，我会自愿做邪恶的事！那好吧，如果真是这样，那也是上帝要把我造成这样的，不用废话了！”

“不，他造成你，既有恶也有善。”

“为什么？”

“如果你身上只有善，那么决心向善，就不会是一桩功业了。”

蛋头掏出了雪白的手帕，擦了擦他的眼镜，黑色的瞳孔是《信号》杂志的彩页上那些珊瑚虫的瞳孔。耶稣会士都得到了训练，能看穿有罪之人。

“波德莱尔说过……”

“不要。”路易斯说。（不！不要又在名人名言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那都是过去那些爱丢警句的聒噪鬼们留下来的。）

“好吧，”路易斯说，“他说了什么？”

“他说，世界上只有三个职业值得尊敬，教士、士兵和诗人。”

“我不想做教士。”

“你当然不想。我就是这个好榜样嘛。”这是句嘲讽，但是听上去像是妈妈在为了比比而抽泣。路易斯看到，这个教士振作了一下，戴上了眼镜，就像戴上了面具。

“要做就做士兵。”路易斯说。

蛋头疲惫地点了点头。

在游泳池满是氯气的空气里，博斯曼斯气喘吁吁地仰面划着水，海恒多恩游着他固定的那几个来回，热内瓦一边在跳板上拉伸一边留心看着他的队伍里剩下的那几个。三个家伙。塞涅夫坐在泳池边。一个德国人的脑袋在水面上晃来晃去，因为这样的金发，这样被日光晒黑的皮肤，这样多的肌肉，不会是弗拉芒人。就连每次出战前都要行“惠泽”礼，在奥斯坦德的赌场做门房的拳击冠军伽罗·赛耶斯都比不上。热内瓦滑进了水里，没溅出一点儿水花。海豚。体育奖章 。

突然，从一个隔间里传出了无所顾忌的、响亮的男低音，唱的是《去吧，摩西》 [312] 。整座游泳池——在这个受人青睐的时段满是我们的同志——都受到了惊吓。是一名被暗藏的敌人藏起来的英国飞行员现在狂傲得发疯，一心要求死吗？路易斯认出了这个声音，半人高的门一下子晃荡开了，脏塞弗从隔间里走了出来，穿着绷紧了的橙色泳裤，裤子里一大团晃呀晃的。他叉开腿站在那儿，双手叉腰。路易斯立刻一个鱼跃跳进了氯化水里，透过湿漉漉的眼睫毛看着脏塞弗做了个徒手倒立，又长又弯的脚趾抵在土黄色的粗灰泥墙上。

“脏塞弗？这个人在游泳池里干吗？”爸爸问。

“唱歌。”

“他有许可证吗？有证儿 吗？”

“不知道。”

路易斯试着模仿脏塞弗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313] 唱《去吧，摩西》，可是他的音调远不够沙哑，太高，弄得喉咙里痒痒的，让他忍不住咳嗽起来。

他的父亲不出所料地说：“学黑鬼的样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

父亲又对提奥·冯·巴梅尔说：“唱摩西！不仅学个黑鬼，还要学他歌唱一个犹太人！这实在太过分了。”

冯·巴梅尔说：“脏塞弗还会被逮进去的。你记着我说的话。”

弗兰德纳粹青年团瓦勒和伊德赫姆小分队的第一次大巴郊游是去维勒贝克，弗拉芒阿登山脉中风景如画的山村，被很多人讴歌过，比如写诗写到最后一刻，得肺结核死掉的艾丽丝·纳雯 [314] ，比如有着颓废的弗拉芒头脑、厚实的混血嘴唇和下垂的嘴角的卡罗尔·冯·德·乌斯泰纳 [315] （“秋日烟霭蒸腾，花园中若有回音”），这位诗人据教父说曾经喝得酩酊大醉去大学上课，衣服上还有刚刚酒宴的留痕。胖滚滚的司机——乐子不能少哦——把一条青年团女团员的橙色围巾当作头巾缠在了头上，他正后方的一个靠窗位子上坐着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她和贝克有那么一点像，但是看上去要正经些，更有规矩的市民样子，更乖。她是车上唯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只穿了一条裙子，布料像是绸子，绣了秋天颜色的花儿。她一直都在往窗外看，但不是在看那些不断替换的乡野风景，柔和的山丘、森林、延伸到地平线的田野。她一定是在想念她在破晓时悄悄离开的富庶之家的居所，家中她母亲正患着险恶的疾病，临危在床；她想让她那位在命运面前显出了勇气与尊严的父亲单独和妻子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女儿在场的干扰而仔细听听妻子的临终遗言，这些遗言不是说给一个孩子听的。现在，她又沉浸在了一个独生女常有的，往往模糊不清，这会儿却格外具体的哀愁中。路易斯多想坐到她身旁，牵她的手，安慰她，比如说，毫不结巴地低声告诉她：“是挺可怕的，但是世间万物都是一样啊，都在变化，都会消失。”这话能在古尔布兰森 [316] 或者约翰·科尼特尔 [317] 的书中读到，在杰克·伦敦那儿不太可能读到。但那样他就会把她从灵魂的冥思中拉出来。也许他可以在她下车的时候往她手上塞一张小纸条：你的样子让我心动。你有我很少（从未？）见过（目睹过？）的容貌，那么高贵？高雅？忠贞？不，是真挚 。

女孩儿在挖鼻孔，某个因为哀伤过重而忘了自己身处何地的人就会这么做。

在维勒贝克市里中学的体育馆里，他们受到了校长，热内瓦的一个叔叔的致辞欢迎。他很高兴看到弗拉芒青年都团结在了弗兰德纳粹青年团这个已经联合了弗拉芒青年普遍联盟、少女团、少年纳粹团、雷克斯青年团、弗拉芒青年团、弗拉芒民族艺术学院，还有好多其他党团的组织下。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感冒了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别伦博士，用生动而又有父亲威严的德语讲述了以民族原则为标准的欧洲新秩序。站在路易斯身边的博斯曼斯很难跟上德语的演讲，因为费力而张开了嘴。演讲中说道，低地语 [318] 与德语 是出自同一个根源 ，符合所有日耳曼族成员的最高民族利益 的新日耳曼秩序 已经包含了这一责任：不要在语言学和文学上将德语和低地语 看作矛盾对立 ，而是从历史构成和未来塑造的角度将两者看作和谐统一 。要毫无保留地坚决认可与大德意志兄弟民族 的合作。

“我们要往东边进军。 ”这是我们祖辈的歌，这也将永远是天地正道 。

然后他们就跳起了民族舞蹈《面棉花》，一种四对舞，然后是一支手帕舞，这时候一个头发淡黄色、戴着一副圆眼镜、胖乎乎的女孩朝路易斯贴了过来。

“我在鲁瑟拉勒见过你。”她说。

“有可能。”（我从没去过鲁瑟拉勒，那是忒杰、埃及人和阿尔布莱希特·罗登巴赫的城市。）

“在纽福市场上。你那时候一直盯着我看。”

“对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我那时候穿了条什么样的裙子？”

“蓝色的。”

“浅蓝色的，对了。”跳啊跳。汗水。跳。跳。她的辫子在脑袋两边飞，在抽打空气。摇啊摇。啪啪。

“你民族舞跳得还不久，对吧？”

“我正在学。”路易斯说。

“你有天赋。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谢谢。”

她靠着他坐在一个露天剧场的平整石头上。一个坡，一个舞台，在山丘里挖出来的，舞台背后密密的杉树就像是格林童话里的插画，轻柔的水彩画，那是列昂姑父怎么都画不出来的。

他们喝奥登那德的黑啤酒，吃热内瓦分发的奶酪面包。路易斯突然认出了这个剧院。那时候他是四岁还是五岁，他父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把他举高，放在了一块平滑的石头上，石头四周长着湿湿的草。妈妈把他放在怀里，给他戴了一顶黄黑条纹的针织帽。铁匠斯梅杰·斯密站在一片磷火闪闪的杉树前，挥着一把黄金剑，刺向法国暴君沙第隆的闪亮盔甲，沙第隆用法语尖声求饶。路易斯也尖声叫起来，又被安抚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又尖叫起来，沙第隆，因为外套上别了一朵百合花所以可以认出是法国人，举起斧子砍了斯梅杰·斯密的母亲。她脖子上出现了一道血红色，她用满是血光的手抗争。尖叫。跺脚。妈妈安抚他。不够。绝对不够。绝对不能再这样了。

“这是本地产的奶酪。”这个名叫希尔德的女孩儿说，她和自己的兄弟都吹双簧管，她还会读纸牌算命，打背包是她那一圈儿中最快的。

“一圈儿？”

“圈儿，小分队，小旗团，小区和大区。”她朗诵道。

博斯曼斯在绕圈儿，收集吃剩的面包和面包屑。他的腮帮鼓鼓的，下巴嚼呀嚼地坐到了他们身边，给了希尔德一小块奶酪。

“嗯，嗯，”她哼哼道，“这是本地产的奶酪。”

“你喜欢的话，我这就给你再拿点儿来。”博斯曼斯一副调情的样子。

“真的吗？那可真贴心。”

“小事儿一桩。”

“还加一个黄油面包。”

“加两个。”博斯曼斯说，这个征服者。

“我有个姑妈，”路易斯说，“我的诺拉姑妈总爱捣乱。我父母刚刚结婚那会儿，她有一次往他们床上塞进了赫尔弗牌的臭奶酪 [319] 。”

“我可不好赫尔弗奶酪，”希尔德说，“吃了以后一整天嘴里呼出的都是那股臭味儿。”

“吃卡门贝尔 [320] 奶酪也一样。”博斯曼斯，这个玩乐公子哥儿 。

“哦，是吗？”希尔德像鸽子一样咯咯地笑。

“是啊，吃了卡门贝尔，一定要赶紧嚼颗咖啡豆。”

“用麦芽咖啡也行吗？”两个小情人叽叽咕咕。路易斯走到了舞台边上，热内瓦正在那儿给大家倒果汁汽水。

“博斯曼斯恋爱了。”路易斯用轻蔑的语气对海恒多恩说。

“不赖呀，那小妞儿。”海恒多恩说，“小屁股绷得紧紧的。”

“是啊，可长着一张大饼脸。”

“你都可以在上面铺一条毛巾了。”

那个没穿制服，长得像贝卡的女孩坐在阴影里。她的绣花裙子被屈膝弯起的双腿撑住了。她咬黄油面包的时候，她的脸每次都会扭曲成一副怪样儿。

“那边那个，”路易斯说，“倒对我口味。”

海恒多恩径直走到了女孩面前。路易斯羞愧得浑身发烫，看着海恒多恩跟她搭话，手指着自己。

这事儿我要打报告。必须把海恒多恩开除出我们分队，因为他违反了同志情谊的基本规则。

另外，小分队队长，你难道没有看到，海恒多恩已经喝了两瓶奥登那德啤酒，而不是按照正常分配的每人一瓶。还有，小分队队长，海恒多恩的父亲走私肥肉和黄油，儿子也和我们民族最坏的敌人之间私通。海恒多恩伸出手，把女孩拉起来，女孩不可思议地乖乖跟着他来到了路易斯面前。

“就是他。”海恒多恩说。女孩和路易斯差不多一样高。

“我听说，你有要紧的话儿要对我说。”她嘴里边嚼边说。

“哦……是啊，这儿美极了，森林里空气清新……这块地方……就是出产这种奶酪的地方……”她不可置信地盯着路易斯的腹部，盯着有海鸥围着三角标志飞舞的那块闪亮的腰带扣。今天早上用亮铜油拼命擦过的。希尔德从热内瓦那边的长队里走了出来，递给他一瓶果汁汽水。（滚开，肥婆！）一声口哨响起，所有人都集合到一起。

“下一次你有什么话儿要说的时候，”这个有着灰蓝色眼睛的女孩说，“先好好想清楚再说。”她迈着和她的纤弱身体不太相称的田径员般的大步子，走到剧院后半部去了。

“她可真够自以为是的。”希尔德说。

“她为什么没穿制服？”

“她？”希尔德微微一笑，“她不是我们组织的人。她和她父亲一起来的，就这么回事儿。”

热内瓦在吼，大家都凑了过去，总队长出现了，男孩儿们和小伙儿们围成了好几圈。在圈子正中走出了一个穿着棕色灯芯绒上衣和法兰绒裤子的男人。他的红头发没有洗过，油腻腻的鬈发黏在脑门上。他恼怒的目光往左往右扫视，等到连一点呼吸声都听不到的时候，伸了伸下巴，目光投向远方的小绵羊云朵，像在寻找什么，手臂张开然后又交叉起来。

“有人说……”他恶狠狠地开了个头，清了清喉咙，用尖利的嗓音喊道，“有人说，弗拉芒败了——绝不会！瓦隆人吹嘘说他们赢了——绝不会！我们要这么说，我们要这么发誓，只要我们坚守阵地，我们……”

鸟儿在回应。奶牛哞哞叫。他的喊叫压过了它们，他在号叫，他在咆哮，他将抽搐的手指向着天际线伸开，那里有圭多·赫泽拉（既是教士又是诗人，兼具了三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中的两个）熊熊燃烧的韵脚在震醒直到今天还受着奴役的民族。这个男人擦去了汗水，把自己的鬈发压平，精疲力竭地鞠了鞠躬。

“他还真会做演讲啊。”博斯曼斯说。

“他自己都陶醉了呢。”希尔德说。

“我起了一阵鸡皮疙瘩。”一个小女孩说。她指着她干瘦的胳膊，就在橙色的鲁内文忠诚标志旁边。

“那你真该听听他怎么演说叙利尔·费夏福的海鸥那首诗的，‘在琐细无可留存之处……’”

“如果我不是总得去为文艺团工作，我就会去他的夜校听他讲演说艺术。”

“真不敢相信这个人和在广播电台里演达勒的那个是同一个！”

“宛腾和达勒？他就是那个达勒？”

“对啊，药房师傅佩林克嘛。”

长得像高雅版贝克的那个女孩走到药房师傅面前，挽住他的胳膊，把他带走了，就像带走一个病人。

接下来他们要去拜访黑尔腾·哈伦斯，他的作品有时候会印在《我们的民族》杂志彩页上。我们最著名的风景画家之一，热内瓦说。就像在小国家都会发生的一样，这位画家也是在国外比在我们这儿更受认可，他自己的族人不支持他，但是他经受住了自己的命运考验，过着隐居的生活，完全信赖自己的艺术。

他们唱着歌爬上了一座小山，山上有山间旅店“佩尔杜”，是艺术家开在这森林里清澈的弗拉芒空气中的。

总队长允许他们再喝一杯啤酒，但不能是奥登那德牌的了（假如店主给他们喝的话，因为之前的小瓶子是维勒贝克的酿酒师傅捐给他们的，一个货真价实的热心支持者）。

黑尔腾·哈伦斯是个矮个子男人，有点儿修道士的风范，搓着手在桌子之间来回走。他那几乎光秃秃的、坑坑洼洼的脑袋上这儿那儿长出黄色的软毛。镍制眼镜背后一双狡猾的眼睛。他那啃得光光的手指甲上还有颜料的痕迹，他嘴里来回咬着一只弯曲的烟斗。

他们被允许六人一组地参观他的画室。哈伦斯隔着一扇大窗户——这窗户可以放进来对一个画家来说尤其重要的北边光线——指向屋外起伏的山峦。两副画架上沾满了不计其数的颜料斑点。哈伦斯手上拿着调色板摆出姿态，在希尔德给他和她的小分队女队长拍合影的时候。“照片你可要给我寄一张哦，小妹。”

“那是当然，师傅。”女队长说。

“当然，当然，大家全都是这么一口答应的。”

画看起来都差不多，大部分都是一片雪景，有树枝和日落时分的艳红色天空。在马尔尼克斯·德·派德家的客厅里也挂了这么一幅。

“怎么样，你们喜欢吗？说实话，你们不用装样子。”

“挺美的。”海恒多恩说。

“这我自己也知道。”画家咕哝道，“可是你们感觉到了什么，你们有什么体会，在看到我的画的时候？是有人在《根特新闻报》上写的那种静穆的感动，还是一种美学上的激动？——他们就这么傻站着，张口结舌，鼻孔大开！拜托，这就是弗兰德的青年一代？”

“这是因为我们青年人还不习惯……”女队长开始说。

“那我们的青年一代就必须学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哈伦斯喊道。

“好了，有什么想法？吐出来啊。是不是我的画不够现代，不合你们的品味？但是现代，亲爱的伙计们，所谓的现代败坏了我们的生活，我妻子的、我孩子的，还有我的生活！现代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只有追赶时髦的愚蠢行为！一个比另一个更可笑！这就是当下的人类形象吗？”

他抓起了搁在他的调色板旁边的放大镜，塞进路易斯的手里。

“快啊！用这个看啊！看这儿！现在倒是看一眼啊，该死的！”

路易斯发抖，对准放大镜，看那些小树枝，在胡乱的雪团里那些小树的微小分杈。

“这都是手艺，不是吗？而那个瞎胡闹的什么佩尔梅克 [321] ，他都做了什么，居然还得到了神父施杜博的夸奖？他都做了什么？他就拿了把刷子和一桶，我就明白说了吧，一桶屎，涂到了画布上，然后说：‘我的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表现主义，这就是我看到的世界！’我，哈伦斯，要说：‘如果这就是你看到的世界，佩尔梅克，那你就得立刻去看眼医，然后直接去做心理治疗！’”

大家应和地哧哧偷笑。

“或者那个弗里茨·冯·德·贝尔歇 [322] ，那个往画布上涂出一堆怪物，比毕加索还要糟糕，什么猿人啦，丛林里的黑鬼啦，眼睛鼻子都七零八落的巨人啦。在他给《前进》报画画的时候，他又做了什么？他画得整整齐齐，让人一看就清楚是些红色领袖，因为他在大街上被人搭讪，被人劝服了，改唱《国际歌》了。然后他又变了回来，用污水和唾沫给有钱的犹太人画些没手没脚的骗人家伙。或者那个把脸都画得像光屁股的古斯特·德·斯梅特 [323] 。”

他一手压在希尔德滚圆的手臂上。“到这儿来。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平时我可绝不会这么做的。厨子不会让人进厨房。好吧，哈伦斯会。看吧。你看到那个小月亮了吗？你看得出来，它是怎么画出来的吗，笔触这么细腻？怎么样，这月亮是怎么画出来的？”

他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另一只手在一大堆颜料管、画笔、抹布、报纸、调漆颜料小瓶、松节油罐头中翻来找去，然后将一根火柴举到她戴着圆眼镜的圆脸蛋前。

“在这儿。就这么简单。用一根火柴画的！用一根火柴让一个月亮，一个天体发光。你觉得惊讶了吧？用最简单的工具能做出最了不起的事儿。当然了，一定要懂得自己这门手艺！”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下一批。”他说。在他们往门口走的时候又说：“当你们回到家里，伙计们，尽管对你们的父母说，你们在哈伦斯这里看到了什么。如果他们感兴趣观赏黑尔腾·哈伦斯的原作，带签字带证书的那种，他们可以随时到‘佩尔杜’来，安安静静喝一小杯，好好看会儿我的画。至于买的画，就是另一回事儿了。那他们就得抓紧时间了，哈伦斯的好作品，连颜料都还没干透呢，就有人从我手上拿走了。是的，他们一定得抓紧了，哈伦斯可干不了多久这个活计了，他心脏不太好了。他经历的事儿太多了。好了，男孩女孩们，再会，惠泽！”

“惠泽，大师，是弗拉芒民族党的人才说的。”

“啊，上帝，说得也对。你们是什么组织来着？弗兰德纳粹青年团。对了，就是这个没错了！那要说万岁，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