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比利时（16）（1/2）

“真不赖，”爸爸说，“又是我从来没听过的新段子。”

杰迪带着装满军用罐头的大箱子来了，他要用这些来换花园里的蔬菜。炸薯条的味道似乎不招他反感。

“这是我老爹 。”

“嗨。 ” [609]

“他是犹太人。”爸爸说，“对不对？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先生，我一定得以个人名义请求您的原谅。路易斯，翻译给他听。”

杰迪发青的长下颚上下动了动。“以个人名义和弗拉芒人的名义。我对您和您的所有同种弟兄做了坏事。翻译。”

同种弟兄。用这个词对吗？您的所有同种弟兄 ？ [610]

杰迪看出来路易斯在绝望地绞尽脑汁，他下一次肯定要买一本荷英字典。杰迪说：“同类。” [611] 从来没听过。路易斯重复了好几遍这个词，可还是觉得陌生。

“懂了吗 ？”爸爸说，“嗯，抱歉 ，嗯，懂了吗 ？”

“懂了，懂了。 ” [612] 杰迪说。

这天夜里，路易斯娶了米谢勒。在一棵苹果树的树荫下，他们坐在兴奋的婚礼宾客中间，坐在一张铺了白花亚麻桌布的桌子旁边。爸爸面前是一个放着烤成金棕色的鸭子的黄金碗，他眼巴巴地看着那烤鸭。一个暗色皮肤的人，是杰迪，他骑着一匹白马慢慢地踱过来。等他们在幕布左边消失，米谢勒激动地像欧梅尔舅舅一样结结巴巴地说：“同，同，同类 。”路易斯大吃一惊，他发现他的新娘戴着白色帽子，显得庸俗。他扭过头不看她，却看到闪闪发光的碗里只剩了啃得干干净净的鸭骨头。爸爸也抬起头看过来，一脸贪婪，眼睛突出，没有嘴唇的嘴张开着。“可怜。 ”贝赫尼丝姨妈说。爸爸就这么死了，还在那儿坐了一阵，沾了鸭子油而发亮的双下巴下面是一张餐巾纸。可是从他死了的脸上发出了一种幼稚的悲叹。悲叹声充满了路易斯的房间，米谢勒的新娘面纱飘扬，白色帽子哪儿去了？她跑向正跳着民族舞作乐的婚礼宾客。爸爸长吁短叹，妈妈安抚他，爸爸呻吟，妈妈格外清晰地说：“可是我告诉过你的，斯塔夫。”听到这话，他像以前那样叽叽歪歪地反驳：“我要说，这都是炸土豆条闹的！”然后妈妈的房间里就安静下来。只听到她大声地喘气，然后她猛吸了好一阵空气。

“那儿什么样的人都有。”爸爸说，他们这会儿坐在客厅的壁炉旁边。

有一个骨瘦如柴、驼背、卑屈的女人，身上穿着她从一个加拿大人那儿搞到的卡其色外套。她每天都要把垃圾桶提到外面去。因为男囚犯一般见不到女人，他们就会朝她喊些暧昧的讨好话，但会被带着警犬的看守打断。女人在1943年6月告发了六个把她房子连同她老公和六岁的儿子烧掉了的“白卫队”男人。她嘴里一颗牙齿都没有了。她攒过钱买加压，但钱还远远不够。

有个在德国完成了犯罪学朗玛克 [613] 学业的眼科医生，在“弗兰德里亚”的主任办公室设计更有效的监狱管理方案，而且画了示意图。他被判了死刑，但我们认识的囚犯中再没有谁像他那么欢乐了。他经常拿出自己的笔记本，那里面用其他任何人都不懂的缩写符号编了号，藏了上百个笑话。他已经编到了他搜集到的笑话的四分之三，在他走到比利时步枪前的时候。我们齐声咆哮着“生活要过美好！” [614] ，因为他每天早上在水泵前洗澡的时候都会开玩笑地说这句话。

还有《宛腾和达勒》广播节目里的宛腾。大家想起的都是那个啰啰唆唆、慢腾腾又傻乎乎，说话的时候还总是被激动、发骚的女巫达勒打断的笨蛋，所以看到面前这个彬彬有礼、发鬓斑白的工程师，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演出过的上百种滑稽样儿，都会大吃一惊。“还真什么都看不出来啊。”大多数时候他都在翻一本地图册，计算瓦勒到新几内亚或瓦尔帕莱索 [615] 有多少公里距离。

还有米罗·冯·登特赫姆，纳粹汽车军团 [616] 成员，在睡觉的时候都会把手指关节弄得噼啪响。

还有阿木布罗西乌斯，他的眼镜被人踩碎了，直到被处决那一天都不愿再戴上新的。“我不想再见到你们所有人。”

还有冯·罗索姆，他得到了回家的多尔夫·泽布略克的僧袍，从此再也没有脱下来过。“你们根本想象不到，不穿内裤有多舒服。现在我才理解神父们。”

还有公羊略尔。他得了这个绰号，是因为一有飞机飞过“弗兰德里亚”上空，他就用头猛撞门和墙壁。

约斯，音乐家，没完没了地唱《肯彭兰》但是从来唱不出第一句之后的歌词，只能用啦啦啦来顶替。

索杰，总和自己的小马对话，就像他还拉着自己的冰激凌小车走街串巷一样。

还有别斯克，这名字来自职业自行车赛手和多次短距自行车赛的世界冠军别斯克·谢亨利，因为他获得过一次弗兰德自行车赛阶段赛冠军，他还宣称自己经常吃伊凡 [617] 身上某部分的肉。“哪部分的肉呢？”“你们可以猜三次！加洋葱和柠檬汁，尝起来就像是牛胰脏。”

还有傻大个皮埃特，他因为腰上患风湿痛而睡在地板上，常常被夜里起来撒尿的人踢上一脚，完全无心的一脚。

还有疯子莫里斯，他写诗，写的都是巴伐利亚公爵夫人雅克芭，他认为她在她那个时代是个热辣美人儿。

他们所有人都住进了梅尔克家里，庆祝夏至日 [618] 。爸爸这些熟人，他聊起来比聊自己老婆和儿子还多。他们甚至在晚上围坐在填了煤饼和最后一点儿煤球的壁炉的时候让爸爸露出了微笑。“哎哟，我们有时候恨不得把自己的水桶砸到脑壳上，那样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可以重新躺到别人怀抱里了。”

“那达勒呢，爸爸？”

“哪个达勒？”

“哎，就是药房师傅佩林克。”

“那个男人遭了不少罪。没有人知道，他一直在吞咽自己药房里的某种药片。知道了这个之后，有些事儿就可以解释通了。他走起路来总是飞快，你还记得吧，康斯坦泽？那些报告，他在电台的工作，他的药房，不服药的话他怎么能一个人干这么多事儿？他们后来发现了，西蒙娜总是偷偷给他带药嘛。他们就把他关在了一间单间里。他的吼叫好几公里外都听得到。”

“那西蒙娜呢？”妈妈问。

“不知道。同一个加拿大人混在一起吧，我猜。”

一天晚上，一家人早已坦然，知道对爸爸的同志及他们的缺陷的这一番闲侃、责骂和讪笑还要持续好几个星期，而他刚刚讲到了笨牛雅克，一个多长了一个胃，会反刍的电工。这时候他突然沉默了，环顾了一下房间，从妈妈嘴里抢下了香烟，吸了起来。他的目光继续在房间里游荡。没有人，就连贝赫尼丝姨妈也都没有询问笨牛雅克最后怎么样了。接着爸爸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他的患难之交们，他仅剩的亲人，跟着他一起入睡了。他再也没有提到过他们。

“我承认，”爸爸说，“希特勒干了大坏事。他消灭犹太人，结果也就这样消灭了他的理想。这事儿太不人道了，看到那些相片的话，你会觉得血都被冻住。可他能杀这么多人吗？这我可不太相信。大概就十万人吧，或者二十万人，粗粗估算一下的话。 [619] 这里面有多少罪犯啊，或者多少想要推翻国家政府的家伙啊？一个国家必须得做点什么来阻止。生死存亡的大事啊。你们看看其他国家，如果它们受到威胁的话它们会怎样，你们看看我们国家，如果……”

如果。没有如果。犹太人还是回来了，他们被迫吸收的毒气也降落在了巴斯特赫姆。莫伦斯先生与梅尔腾斯神父领头的一次挥舞比利时旗帜的示威游行中，有三十个人参加，其中包括巴斯特赫姆精英队的所有十一名年轻球员。他们抗议提前释放关押的“黑卫队”成员；他们踩着卡门格局的斗牛士舞曲拍子来回走，朝着涂满纳粹十字的房子甩出咒骂。本地宪兵荷辛斯要他们走开，晚上走进了“日高点别墅”，穿的是便服。这个男人，康斯坦泽还是背牛皮背包的小女孩的时候他就认识她，所以他建议爸爸静悄悄行事，也不要在蔬菜园里露脸，或者干脆从巴斯特赫姆消失。

“主要是因为有莫伦斯。你也认识他的，他恨一切‘黑卫队’的人。”

“所谓的黑卫队的人。”爸爸说。这个变节者。

“他要清洗我们的村子。因为他想春天做市长。”

“但我从来就不会挡他半点路啊。”

“不是针对你个人，斯塔夫。他反的是纳粹。每个人多少都会反纳粹的嘛。”

“莫伦斯对我有意见。”维奥蕾特姨妈用平静的声音说。

“人什么时候才能消停下来，不再互相掐脖子呢？”宪兵说。

“就是针对我一人的。”维奥蕾特姨妈说，语气更平静了，“莫伦斯不但在委员会面前说我的坏话，还和梅尔腾斯神父一起散播关于我私生活的谎言、假故事。如果不是时局变化太快，我一定会控告他的。”

“想想这得花多少钱。”梅尔克说。

“有的人就是不能容忍其他人。为什么是这样，他们甚至都说不出一个原因来。”宪兵说，“照我的意见，希特勒对犹太人也是这样。说实在的，如果我仔细听听我内心深处的声音，我对有些人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看到凡登纳贝尔医生站在街上，一个从来没有给我做过检查，更不用说给我做过手术的男人，我就会往另一个方向看。当然不会让他察觉到。毕竟我也是有家教的人。但我就是不能闻到这个家伙的味道。如果我要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路易斯说。

“对。该怎么来解释呢。只要我看到他，我血液都会沸腾。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从奥登阿尔茨大街地区来的，而我老婆就出生在那儿。可能这就是原因。”

宪兵刚走不到一分钟，爸爸就想移民到阿根廷去了，比特贝尔先生拿着宏泰斯的投资在那儿开了一家木材店。塞涅夫的这一支将用西班牙语开创新的未来。要不是用葡萄牙语？路易斯立刻就在维奥蕾特姨妈的《拉鲁斯百科全书》里查了查。是西班牙语。那这就容易了，如果会说法语词，就只要在这里那里添一个“o”，就能让别人听懂了。肉在阿根廷物美价廉，许多同志都已经到那边了。就连妈妈在这天晚上也被说动了心思。“在这里，等着我们的只有哀愁。”她说。

“比利时的哀愁。”爸爸说。

“我差点儿和莫伦斯订婚。”维奥蕾特姨妈说，“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给我写了信。”

“又是这些陈年烂谷子。”梅尔克说。

“写得很美的信。从一本情书示范的书里抄下来的，但里面有些东西是出自他自己的灵魂。”

“这我可想不起来了，维奥蕾特。”妈妈说。

“我也想不起来了。”贝赫尼丝姨妈说。

“那段情本来就短啊。不可能有更短的了。因为他送我回家的第一天，我重复一下，在第一天，我们沿着莱厄河走。他对我说，他想在进入他父亲的纺织品商行之前做一次世界旅行。《赌场地狱澳门》 [620] 、桑吉巴 [621] 、好望角。他沉浸在地理遨游的热情里，手臂就围到了我的腰上。而我，我正处于热恋嘛，就做了同样的动作。而那边那位”——她用圆鼓鼓的白色双下巴指了指她办事公正的母亲，这位母亲一辈子都在驱赶所有靠近她身边的男人——“看到了我们，就说：‘维奥蕾特，这我可不能不管。一个和你第一次见面就做这种事儿的男生，他什么都干不成的，他不会有什么出息。’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啊，我又听话，又是基督徒，什么都听妈妈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还是不要来了，这样对我俩都好。他根本就没能承受这个打击，一直都没有，在那之后他就走上了歪道。”

“问题是，”爸爸说，“我们怎么去阿根廷呢？”

“坐船去。”

“我指的不是这个。我们怎么才能，用什么法子才能到这样的船上去呢？我现在不敢走出家门。我必须到我同志那儿去打听，可他们也都被人监视起来了。”

“我可以替你去，斯塔夫。”贝赫尼丝姨妈轻声说，“给我地址，我去你同志那儿。”

路易斯预计到爸爸会想什么：是啊，是啊，所有的地址一给，就会径直到军事法庭里去了。因为她的保加利亚男人消失了嘛。

“这事儿也不急，”爸爸慢慢地说，“我们首先要报班学学语言，这样到了那儿我们就能说点儿西班牙语了。”

“我懂了。”贝赫尼丝姨妈又披上了她的弃念云雾，收拾干净了桌子。

婆妈妈要么就是更颓丧了，要么就是身子严重缩小了。从她的黑色围巾和睡衣里冒出一股湿叶子的味道。在她松弛的脸颊上流着泪水。“噢，古斯塔夫，噢，路易斯——啊，路易斯，你长成了多么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啊！肯定所有女孩子都在追你吧？别注意我了，我可没有长高。海伦娜也想来的，但萨尔玛集市里有清仓甩卖，她大概就留在那儿了。啊，路易斯，我的黄金小伙儿。我真爱你呀。”她抓起路易斯的胳膊，在手腕上按下了四五个啪啪响的吻。当她抬起粉红色的小狗头时，她的所有皱纹都掉落了。“你这小调皮。”她说。

爸爸一脸不高兴地翻看《标准报》里的文章。她赶忙说：“你看上去也好多了，古斯塔夫。新鲜空气看起来对你很有好处。你看上去真是精神焕发了呀。”爸爸和他母亲从没这么像过，倒不是面容有多像，而是表情变化像，在他对什么事儿做出反应的时候，就像现在吃醋的薄嘴唇。我肯定也和妈妈像，因为我在最早的岁月里都在模仿她。我躺在她胸前，我咬下去，她发火了，因为我弄疼了她，她就皱了皱鼻子。我看到了我也皱了皱鼻子，就这么样……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婆妈妈叫道，“我在他离开的那天就知道了。”爸爸拿起了那张被揉作一团的脏兮兮的纸，纸上有打字机打出的字。这是教父那散落在整个西弗兰德省各个银行保险箱里的众多遗嘱中的一份吗？

“用法语写的。”爸爸恼火地说。英国官员用法语通知说，弗洛伦特·玛丽·皮埃尔·塞涅夫下士已于1942年死亡。

“他在格罗斯特郡 [622] 那儿显然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从来就没有谁到我们这儿来说他的消息。”

一幅圣母怀中没有尸体的哀悼基督图 [623] 。

“也许他在那儿结了婚。”

“那在这通知里就会提到呀。”爸爸说。

“可是他的未亡人呢？”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们得把一切料理好。罗伯特可以照管这事儿。我不行。我被软禁在家了。我其实都不准到这儿来的。”

“他们对死者家属一点儿钱也不给吗？他可是为英国工作了的。”

“唉，妈妈，那是些英国人。”

“你觉得，他们不会再对弗洛伦特的后事尽点儿心意了吗？”

“英国人只会操心英国的事儿。岛民常常就是这样的。”

“不幸中的万幸是，他父亲不会知道这些了。他爱他所有的孩子，但弗洛伦特是他心头肉。罗伯特就不能想办法让他们从英国把弗洛伦特运送过来，好让他能躺在他父亲旁边吗？不然我们要家族墓地做什么用呢？”

一次带给两人菊花，两人一起葬在一块墓碑下，两人同时成为墓碑下湿蠕虫的饲料。

“我不太敢说出口，但是我心头的石头总算落地了。我总是不停地盼望、希望，收听英国的广播。期望 ，路易斯，期望 。这是残忍的东西，它让人难受，而且不会消失。”

期望 ，妻旺 [624] ，在一部弗拉芒语的农民小说里一个牧师的忠诚的赤脚女管家就会叫这样的名字。妻旺·布列姆朔伊特。

爸爸说，他和路易斯必须赶四点钟的火车走。四点一刻他挨着他儿子坐在了“格略宁尔”酒馆吧台前的椅子上，现在这酒馆改名为“马克斯家”。原来挂斯塔夫·德·克莱尔克和莱蒙德·托伦纳勒照片的地方，现在的墙纸被磨光亮了些。诺埃尔的老婆说，她老公在洛克伦 [625] 的牢房里过得不算坏，而他们最好喝一杯啤酒就走：“你们知道的，今天人们都是啥样的。我血压太高了，塞涅夫先生。我就直截了当说给你们听，我觉得您最好不要再来了。我也没法改变这状况。至少暂时改变不了。”

“我们也不能对着街道就下跪啊，”爸爸激动地说，“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自扫门前雪。”她说。

市政厅挂了比利时和法国的三色旗。商店里到处都是巧克力、葡萄酒、菠萝、肋排和剥了皮的兔子。

“您说您的血压，”爸爸抱怨道，“就好像我没有高血压似的。我一直都在耳鸣呢。”

路易斯在每条街上都四处张望找贝卡，但哪儿都找不到她。

如果你要做世界旅行，期望就是马达加斯加岛旁边的一座小岛。

除了比利时和法国国旗之外，挂起来的还有带绿色枫叶的加拿大国旗。挂它的时候，瓦勒市民都欢呼了，因为市政厅，这座用布拉邦特 [626] 产的石灰岩做成的老房子，带瓦伦西亚石头做的精美如神龛的壁龛，里面放置精心描画的镶金圣徒像，它终于又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装饰了。在房子东南角，就像16世纪以来的大多数政府建筑和城市大厅一样，立着圣母玛利亚的像，头上戴着王冠，手中拿着一支权杖，臂弯里抱着圣子耶稣，脚踩着弗兰德狮子。

这天是星期天。上帝定的安息日，从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后来出于敬畏也包括了我主耶稣最后受难的日子，也就是从星期三晚上到星期一早上，所有敌对行为和抢劫行动都要延后。但这样的禁令在瓦勒没有得到遵守。

大家叫嚷起来，在第三辆卡车开到格略特市场上的时候。“那时候是十一点一刻。我看了贝尔弗里德大钟的。”咪咪，那个面包房老板娘说，“因为其他卡车都挺满的，而他就一个人站在上面，旁边两个‘白卫队’的人。那大家就以为他肯定是个重要的、著名的‘黑卫队’的人。一辆卡车就给他一个人用。不管怎样他们在车还没停的时候就都拥过去了。当然都是那些彤杰斯大街来的人，不过也有从多尔尼克斯区来的正经市民。我说不出名字来，但我用我的眼睛给他们照了相的。而他呢，他就那么站着，高举着手，直到他们把他从车上拖下来，像拖一袋土豆一样。两个‘白卫队’的人觉得自己受了推挤，说着‘走开，走开’，自己却不动。然后，扬杰·皮隆的妹妹希欧谢特认出了他，叫了起来：‘该死的，那是脏塞弗啊。’所有人也跟着叫嚷起来：‘脏塞弗！大家看哪，脏塞弗本人！盖世太保，盖世太保！’‘悦乐伯爵’酒馆的简妮扑到他面前，往他脖子上打了一巴掌，尖叫道：‘你现在不来我酒馆唱美国歌，就是为了让盖世太保来抓我吧？！’他们喊着‘盖世太保’，隔着几公里都能听到。一个胡闹鬼说：‘他那么想做个女人，我们给他剪个女人头吧。’‘好主意。’他们叫着笑着，就像在马戏团。带着剪子的小子剪了起来，但剪出来的效果当然不会是女人的发型。他的头发已经按照德国的规定剪短了。我还以为，他也许不会受太多罪就能了事，唱唱《布拉班人之歌》，挨一顿揍。可是他那么紧张，抖得那么厉害，塞涅夫先生。拿着剪子的小子也在发抖，然后剪子还掉了，直接掉到脏塞弗眼睛里。拿剪子的家伙叫道：‘抱歉，这不是我的错。他老动！’彤杰大街上那些人就问：‘哎，脏塞弗，你现在满意了？还是不够满意？’塞涅夫先生，他呆呆地看着前方，一只眼睛都坏了，血都流出来了；另一只就像块蓝色的石头。他的眼睛很漂亮的，你还记得吧，路易斯？他总是用心打理它们，滴滴眼药水，染染睫毛啥的。‘满意吗？’他们问。他把头往后仰，点了点头。他点着头，点着头，满脸都是血，就像是他在说：我肯定了，你们这群人都只配被我操蛋的。这当然惹恼了他们。他们把他推倒，十个人、二十个人地一起踢他。简妮也加入了。踢到他们踢不动为止。然后‘白卫队’的人就走出了门口，把他拖了进去，送去了医院。他的肺都碎了，脾脏坏了，因为一根肋骨朝里折断了。

“现在我想了想，塞涅夫先生。请您告诉我，您是怎么看的。他们问他‘你现在满意了吗’的时候，他是不是其实想说‘不满意’的，那才是他们期望他回答的。可是他最近去过希腊，在去非洲之前和之后，他因为神经紧张就按希腊的方式回答了，希腊人点头就是在说不嘛。他对希腊可着迷了。他还给我带了那儿的风景照片，那儿的石头山照片。您觉得呢，塞涅夫先生？”

巴斯特赫姆精英队的少年们也在监守车站，他们记录了爸爸和路易斯去瓦勒的行程，所以向他们告密的忠诚宪兵才说，爸爸一定要从村里消失。“你绝不能让他们有借口到这儿来胡闹。你也要稍微想想我做宪兵的责任。”

爸爸不想走。“我不能把四个女人单独留在这儿。”

“我们有路易斯。”妈妈说。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必须溜之大吉吗？”

他们决定让他在木匠于勒那儿住，在那个很可能还闻得到化脓的脸上的药膏味儿的小杂货间里。

“从一间牢房到另一间里去。”爸爸说。

“现在就别这么夸张了行吗，斯塔夫！”

“我在这里才刚刚住踏实点儿。”

“斯塔夫，想想你在‘弗兰德里亚’的那些同志。”

“你说得对，康斯坦泽。”爸爸心不在焉地说，将一包“里斯特男爵小说”和尼克·卡特尔小册子夹在胳膊底下。

“路易斯，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在那儿，哪怕别人把你舌头扯出来。”

“可是我要没了舌头还能说什么话呢？”

最重要的联系人和信使就是安格丽柯舅妈，阿尔曼德舅舅怀了孕的妻子。她自己总得忍受许多流言蜚语，它们影射她的孩子或她的半个孩子是怎么在牢房里造出来的。每一次她都会满脸通红，说：“那可不便宜。”

她报告说，爸爸常常和木匠打牌，他修好了那儿的手扳印刷机，有时候也会遇到问题，在他要上厕所的时候，因为木匠总是蹲那儿。他请求妈妈在他的纸中间找一找歌剧《快乐的农夫》的剧本。“不管怎么说，他没有抱怨，康斯坦泽。他不想我的阿尔曼德。我的老天，男人们都是多么爱发牢骚啊！阿尔曼德总是抱怨个不停。”

“那他也要有个理由抱怨吧。”梅尔克刻薄地说。

“如果什么罪都没犯却老被人跟踪，肯定会更敏感啊，就好像自己真的有罪似的。”维奥蕾特姨妈说。

“他为别人做了好事，这就是他犯的罪。”妈妈说。

安格丽柯舅妈在桌子边摩擦肚子，孩子感觉到了这动作。“嗨，路 。” [627] 孩子眨着眼睛说。

“他们在阿尔曼德身上找着了一张纸条，是他以前的老板，冯·贝勒赫姆写的一条消息。上面只写着：‘阿尔曼德，想着你的孩子们！’监狱长把我叫了过去。‘夫人，’他说，‘这是不是一条密码信息？这是不是在说：阿尔曼德，想着藏起来的那笔钱或金条？您要是对我们说了，最好是对我一个人说了，那绝对对您是有极大好处的。因为他真的会重重摔到泥坑里去。他的案子，通常下个月就会审，但也可能推迟个一年半年的。所以您就尽管说出来，就我们三个知道，我们会严格保密的。’我说：‘监狱长先生，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想办法知道。’我夜里就没再合过眼。我想着孩子们，我问自己，阿尔曼德是不是到处拈花惹草的时候有的孩子，这还只是往轻了说。他会不会背着我在哪儿养了孩子，有另一个带孩子的老婆。男人们都是狡猾的，诡计多端的。但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

“那些球迷在球门背后总是这么喊的，在阿尔曼德在监狱球队里做守门员的时候！”路易斯说，“留心你的孩子们！”

“不。他们在打牌的时候总这么说。冯·贝勒赫姆和他，在经济部大楼里。在打惠斯特的时候，一个人就会对另一个人这么说。”

“推迟个一年半年！”梅尔克说。

“一心为别人做事，结果就是这个下场！”

“忘恩负义的比利时！”妈妈说。她的嗓音让人奇怪地想到了死去的教父的平板声音。

“他推动了农业经济。”维奥蕾特姨妈对她以前的学生说，“从田地的所有耕种面积上获取了最大收益。是他进口了庄稼。是他阻止了德国人没收走所有东西。黑市交易除了用硬手腕对付还能怎么办？德国人走了之后，这里每个人都有的吃，虽然不算多，总比荷兰好，那儿他们吃的都是鞋后跟。”

“‘这世界给人的回报就是忘恩负义。’阿尔曼德说。我说：‘啊，忘了算了。’‘绝不！’他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还比利时国家这笔报酬，用我所有用得上的手段！’”

“那他有哪些手段可以用？”路易斯问。

“他在行政单位干过，在经济部。他对那儿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的。‘等着瞧。等我重获公民名誉权的时候，哪怕只在国家政府混到了一个小职位，’他说，‘那时候就有的好看了。’”

“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路易斯说。赫克托挥挥翅膀表示赞同。

“阿尔曼德本来一直就挺敏感的。”梅尔克说，“这都是遗传了我。我是从我的提奥叔叔那儿继承的。”

日晷指向了中午时分。太阳在正南方。指针的影子落在了霍尔斯特身上，他坐在户外楼梯的阶梯上。在他头顶上，屋檐以下，燕子们箭一样来回穿梭。

“他今天早上已经敲完烟斗了。”拉夫说，“看得出来。”路易斯看到了，认出了那种目光。在灵魂遭受损失之后，在欲望的巨大森林——比起消失了的那位悲伤爱人，劳拉夫人的房子周围的森林还要更大、更黑暗——里丧失一切之后，眼睛里那种呆滞、充满罪责感的目光。

“你们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啊。”霍尔斯特说着，放拉夫和路易斯进了屋。巴斯特赫姆精英队的少年球员撤走了，可是宪兵警告他，要他尽快在军事法庭现身，法庭传讯已经在路上了。双杆猎枪立在门后，可靠地闪着光。他们用装饰有金箔月桂叶的杯子喝葡萄酒。

“地下室里满满的都是这些。”霍尔斯特说，“康拉德在哪儿？”

“也许他还过来的。”拉夫说。

“也许！也许！”

“他如果保证说要来，就会来。”

“如果他不来，我就完蛋了。梅尔腾斯和莫伦斯告发了我。他们说我在盟军登陆迪耶普的时候在一个法国小岛上捆绑了一个英国士兵。”

“人们会信任你的。”拉夫说。

“我也不会反驳。这事写在我的档案里。我签了字的。在迪耶普，英国人抓了五个德国步兵和一个列兵。他们躺在地上半个多小时，双手反绑在背后，只穿了衬衣。他们被绑在一条绳索上，这样他们就没法再穿上制服外套了。对一个德国士兵来说，这是最糟糕的事儿，这有损他的军人尊严。所以他们就开始唱，‘因为我们要进攻英国。’英国人一下子就疯掉了，用刺刀把德国人都解决掉了。所以我们的头儿才说：‘伙计们，如果你们还抓得到一个英国人，我们就不会再遵守什么国际法，我们要……’”

“……割断他的喉咙。”路易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不，不，‘我们要用绳子绑住他的手和脚。’我也就那么做了。”

“你到底在迪耶普做什么，霍尔斯特？”

霍尔斯特耸耸肩，倒酒。桑特内酒，尖角高地酒庄产的。尝起来有杏仁味。

“康拉德在哪儿？”

康拉德在埋头读他的书呢，拉夫说，在瑞士的卡佩尔 [628] ，那是茨温利战死沙场的地方。他那么用心钻研，两个星期后都把拉夫赶走了，因为有别人在屋子里他就没法集中注意力。

“问题是：劳拉夫人在哪儿？”路易斯说。他的脸因为喝了既有杏仁味又有草莓味的桑特内酒而变烫。路易斯同时变成了军事法庭检察官瓦拉尔特·冯·奥特列夫和里斯特男爵，怒吼道：“在哪儿？”

“她现在肯定蹲在哪里的一个衣柜里。”拉夫说。

“你说什么？”

“蹲？”霍尔斯特说。

“或者站着，或者躺着。假定 了啦。”拉夫说。（欧梅尔舅舅的特雷泽！）“她打开了她卧室里或其他某个房间里那个又大又沉的衣柜。她看了看门内侧的镜子，因为她要检查一下，她的假发是不是戴正了。她看到什么了呢？在她的内衣上有一块污渍。至于是什么样的污渍，我们现在也不想知道。‘哎呀，哎呀，哎呀。’她叫道。因为她这样可不能去见她的庇护者和恩主，公证人兼部长贝伦斯。她脱下了整套内衣，但因为你，霍尔斯特，连着好几个星期都不洗衣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都记录在册的，所以她就在柜子下方深处的一堆内衣内裤里找另一套。门在她身后锁上了，她出不去了。她用力擂门，大声喊叫，整整两天……”

“那我 那时候在哪儿呢？”

“那我还得弄弄清楚。”

“我还以为，一切都记录在册了。”守林员在日晒雨淋中肤色变黑的脸，仿佛是带深棕色凹痕的木材做成，显得机灵而聚精会神。

“也许你那时候在家里。”

“也许，也许。”

“你就让她擂门，喊叫。她躺在自己的排泄物里。木蠹蛾子从柜壁中爬出来，在她衣服上散步。”

“然后在她的应许之地上死去。”路易斯头脑发热地喊道。

“她从来没有戴过假发。”霍尔斯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