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2/2）

我们两个都没有再提过去巴黎的事。

时间流逝，内森年岁见长，个头却没怎么见长。他真是个小可爱——性格那么惹人喜欢，心肠那么软、那么温柔，但也那么紧张、那么容易被吓到。而且他永远 在生病。

我们非常爱他。不 爱他是不可能的，他那么惹人疼，你从没见过比他更善良的小孩。他从不惹麻烦，也不会不听话，问题仅仅在于他太脆弱了。也许我们太溺爱他了，几乎可以肯定我们就是太溺爱他了。我们明确一点：这个孩子是在婚纱精品店里长大的，他身边围着大批大批的女人（顾客和雇员都有），这些人太愿意迁就他的恐惧、纵容他依赖别人了。（“哎，天呐，薇薇安，他以后会特别娘 的。”玛乔丽曾这样对我说，那时她看到她的儿子正戴着头纱在镜子前面转圈。这句话听上去可能很刺耳，但我要替玛乔丽说句公道话，因为很难想象内森长大以后还能是别的什么。我们过去常常开玩笑说，奥利芙是他生命中唯一一个有阳刚之气的人。）

当内森快到五岁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无法让这个孩子去公立学校上学的。他湿漉漉的时候体重大概是十一千克，而当其他孩子在场时他会不安。他不是玩棍子球、爬树、扔石头、把膝盖擦伤的那类男孩。他喜欢猜谜语。他喜欢看书，但不能看太吓人的书。（《海角乐园》：太吓人。《白雪公主》：太吓人。《让路给小鸭子》：差不多刚刚好。）在纽约的公立学校里，内森这种孩子是会被霸凌的。我们想象着残暴的街头恶霸拿他当面团一顿毒打，这想法我们受不了。所以我们让他上了友谊学校（每年的学费是两千美金，真是谢谢你了），如此一来，温柔的贵格会教徒就可以把我们的血汗钱全都拿去，教我们的孩子如何成为一个没有暴力倾向的人，可这本来就不会是个问题。

当其他孩子问内森他爸爸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让他说“我爸爸死在战场上了”——这根本讲不通，因为内森是在一九五六年出生的。但我们觉得幼儿园的小孩都很笨，算不过来这个数，所以他的回答能把他们暂时打发掉。等内森长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再编个更好的故事。

内森六岁左右的时候，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我和玛乔丽陪他在格拉梅西公园里坐着。我在给一条裙子的上衣缝珠子，玛乔丽在读《纽约书评》，虽然风不停地吹打着她的书页。玛乔丽穿了件披风（紫罗兰色配深黄色的格子图案让人一头雾水），以及一双很奇怪的土耳其鞋，这鞋脚趾的位置是往上卷的。她头上还裹着一条飞行员戴的白色丝巾，看上去就像一个牙疼的中世纪行会会员。

某一刻，我们两个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看着内森，他正在人行道上小心翼翼地用粉笔画火柴人。可随后他被几只鸽子吓到了——那几只鸽子毫无恶意，它们正在忙自己的事，啄着地面，离内森坐的地方有好几米的距离。他不画了，僵在了原地。我们眼见这个男孩子因为几只鸟的存在而慌张地瞪大了眼睛。

玛乔丽压低声音说：“看看他。他什么都怕。”

“没错。”我附和道，因为这是真的。他真的什么都怕。

她说：“就连每次我给他洗澡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我要淹死他。他究竟是在哪儿听说母亲会淹死孩子的？为什么他脑子里会有这样的想法？你从来没有趁他洗澡的时候淹他，是不是，薇薇安？”

“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没有。但你知道我生气起来是什么样……”

我本来是想逗她笑的，但没有成功。

“我不懂这个孩子，”她的脸上挂满了担忧，“他连自己的红帽子都怕。我觉得是颜色的原因。今天早上我本想给他戴那顶帽子，可他大哭了起来。我只好给他戴了蓝色的。你知道吗，薇薇安？他彻底毁了我的生活。”

“哎，玛乔丽，别这么说。”说着我笑了出来。

“不，我说真的，薇薇安。他毁了一切。我们就承认了吧。我就应该去加拿大，把他领养出去。这样一来我们手里还会有钱，我也还会有点自由。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不用听他咳嗽了。我就不会被当成生了个私生子的失足妇女了，也不会这么累了。也许我会有时间画画，我的身材还会很好。没准我还能有个男朋友呢。咱们就直说了吧：我不该要这个孩子。”

“玛乔丽！别说了。你不是真心的。”

但她还没说完。“不，我就是 真心的，薇薇安。他是我在一生中做的最糟糕的决定。你是无法否认这一点的，没人能否认这一点。”

我无比担忧起来，可随后她说：“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太爱他了，我甚至都忍不了这一点。我的意思是——看看他的样子吧。 ”

他就在那里。这个小男孩正想方设法离所有鸽子远远的（这在纽约的公园里并不容易办到），像个破碎的小雕像一样惹人心疼。我们的小内森就在那里，穿着防雪服，嘴唇都裂了，脸蛋因为湿疹而红红的。他的脸尖尖的，很可爱——正惊慌地四下张望，希望有人能保护他免受几只鸟的伤害，可这些半斤重的小鸟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是无瑕的。他是玻璃纤维做的。他是个纤弱的小祸害，可我爱他。

我瞥了玛乔丽一眼，发现她哭了。这是件大事，因为玛乔丽从来没哭过（哭一直都是我的专长）。我从没见她这么悲伤、这么疲惫过。

玛乔丽说：“你觉得内森的父亲将来会认他吗？如果他别老带着犹太人的那股劲儿的话？”

我锤了一下她的胳膊。“别说了，玛乔丽！”

“我就是太累 了，薇薇安。但我太爱这个孩子了，有时候我觉得这会把我劈成两半的。这就是他们耍的把戏吗？他们就是这样让母亲为了孩子毁掉自己人生的吗？骗她们这么爱孩子？”

“也许吧。这招也不算坏。”

我们又看了内森一会儿，他正勇敢地与那些鸽子带给他的阴影作斗争，那些鸽子不仅不会伤害他，没有注意到他，而且已经快要离开了。

“嘿，别忘了我儿子把你的 人生也毁了。”沉默许久之后，玛乔丽说道。

我耸了耸肩。“是有一点，没错。但我不会担心这点，我又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年华消逝。

这座城市还在变化着。曼哈顿中城区变得萎靡不振、破旧不堪、邪恶又恶心。我们再也不往时代广场附近走了，那儿就是一个公厕。

一九六三年，沃尔特·温切尔丢了他的报纸专栏。

死神开始对我圈子里的人动手了。

一九六四年，比利姑父因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好莱坞，当时他正跟一个年轻的女明星在贝弗利山庄酒店吃饭。我们都得承认，这正是 比利·布尔期望的死法。（“他顺着香槟汇成的河漂走了”是佩格的版本。）

才过了十个月，我父亲就去世了。恐怕他死得并不是很平静。某天下午，他从乡村俱乐部开车回家，在路上遇到了黑冰 ，撞到了树上。他活了几天，但在紧急脊椎手术之后因并发症过世了。

我父亲去世时满腔怒火。他不再是行业的领头人了——已经很多年都不是了。战争结束后，他丢了赤铁矿。他跟工会的激进分子打得特别厉害，把公司打垮了——他把钱几乎全花在了跟工人打官司上。他的谈判策略是赶尽杀绝式的：如果我不能掌控这门生意，那谁都别想。 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原谅美国政府在战争中夺走了他的儿子，没有原谅工会夺走了他的生意，也没有原谅现代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逐渐将他珍视的那些既狭隘又过时的信仰悉数瓦解。

我们全都开车北上，到克林顿参加了葬礼：我、佩格、奥利芙、玛乔丽和内森。我母亲被我朋友玛乔丽古怪的装束和古怪的孩子吓到了，但她并没说什么。这些年，我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极不幸福的女人，她对任何人的好意都没有反应。她不想让我们待在那里。

我们只待了一晚，就用最快的速度急匆匆地回城里去了。

反正现在纽约才是家。它已经是家很多年了。

更多时光匆匆流逝。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安吉拉，时间就像三月的雨一样落在你的头上：你永远会惊讶它竟能累积这么多，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一九六四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电视上看杰克·帕尔的节目。我只是在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因为我正在拆一件老旧的比利时婚纱，不想在拆的过程中把它那些有了年头的丝线毁掉。之后是广告时间，这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女声——粗哑，坚韧，带着讽刺。一个地道的老纽约婆娘被香烟熏粗的嗓音。我的脑子还没能反应过来，那个声音就在我的直觉中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

我抬头看着屏幕，瞥见了一个身形结实、胸型挺拔的栗发女人，她正用滑稽的布朗克斯口音叫嚣着她在给地板打蜡时遇到的所有问题（“对付我那些疯疯癫癫的孩子还不够，现在我还要对付这黏糊糊的地板？！”）。从她的外形来看，她可以是随便哪个棕发中年妇女。但不论在哪儿我都能认出那个声音：西莉亚·雷！

这些年，我很想起了西莉亚很多次——既愧疚，又好奇，又不安。我为她的人生想象的都是不好的结局。在我最阴暗的幻想里，故事是这样的：被驱逐出莉莉剧院后，西莉亚过上了暗无天日的堕落生活。或许在此期间，她被自己曾毫不费力就能控制住的那类男人虐待致死，横尸街头。而其余时候，我把她想象成了一个老妓女。有时我会在街上路过一个醉醺醺的、看上去很邋遢 （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来形容了）的中年妇女，我会好奇这个人是不是西莉亚。她是不是把头发染得太金了，导致头发变得又干又柴？那边那个踩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光着的腿上青筋暴起的女人是她吗？那个人是她吗，眼睛下面有淤青眼袋的那个？那个人是她吗，翻垃圾箱的那个？那个歪歪扭扭的嘴上涂的口红是她的吗？

但我错了：西莉亚过得好好的。不只是好好的——她在电视上卖地板蜡呢！哎，这个既固执又坚定的小幸运儿啊，还奋力往聚光灯下面钻呢。

我没有再看到过那条广告，我也没有试着去寻找西莉亚的下落。我不想干扰她的生活，我也不会傻到以为我和她还有什么共同点。我们当初压根儿就没什么真正的共同点。不论丑闻有没有发生，我都相信我们的友谊注定会是昙花一现——两个虚荣的年轻姑娘碰撞出了火花，在美貌的巅峰和智商的谷底走到了一起，公然利用彼此获得某种身份，把男人迷得团团转。这就是我们友谊的全部，真的，但这很完美，它只需要这样就够了。我在之后的人生中与其他女性建立了更深刻、更有内涵的友谊，我希望西莉亚也是一样。

所以说，不，我从没有寻找过她的下落。

但是，我也无法告诉你那晚在听到她的声音从电视机中呼啸而出时，我有多高兴、多骄傲。

那让我想欢呼。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朋友们，西莉亚·雷竟还活跃在娱乐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