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至于女性朋友，我有很多个。

当然，玛乔丽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佩格和奥利芙永远都会是我的家人。但我和玛乔丽身边还有很多其他女人呢。

比如马蒂——她是纽约大学的文学在读博士，既聪明又风趣，我们是某天在卢瑟福广场的免费音乐会上认识的；比如凯伦——她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接待员，想当画家，曾跟玛乔丽一起在帕森斯念书；比如罗温，她是妇科医生——我们都觉得这很了不起，也很有用；比如苏珊——她是一个对现代舞心怀热忱的小学老师；比如考莉，她是街角花店的老板；比如安妮塔，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一事无成——但她给我们配了一把格拉梅西公园的钥匙，所以我们一直很感激她。

还有更多的女人进入了我的生活，然后又离开。有时我和玛乔丽会失去一个结了婚的朋友；其余时候我们又会认识一个离了婚的朋友。有时某个女人会搬出这座城市，有时她又会搬回来。生活的潮水涨涨落落，我们的朋友圈扩大又缩小，然后再次扩大。

但我们这些女人的聚会地点永远都是那一个——第十八街我家的屋顶上，从我卧室窗外的防火梯就可以上去。我和玛乔丽拉了一堆便宜的折叠椅上去，只要天气好，我们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在屋顶上共度良宵。在一个又一个夏天里，我们这一小群女人会结伴坐在纽约城里姑且可以被当作星光的亮光之中，抽烟、喝劣质酒、在半导体收音机上听音乐，与彼此分享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困扰。

在一波无比闷热的八月热浪来袭时，玛乔丽成功地把一个巨大的立式电扇拖到了屋顶上。她把这东西用一根长长的工业延长线接到了我厨房的电源插座上。在我们其余人眼里，这让她成了达·芬奇那个级别的天才。我们会坐在电扇吹出的人工凉风中，撩起上衣让胸部凉快凉快，假装我们正在某个异域风情的海滩上。

这些是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最快乐的一些回忆。

正是在我们小小婚纱精品店的屋顶上，我知道了这个事实：当女人们聚在一起，而且又没有男性在场的时候，她们不需要特意成为什么——她们只要做自己 就好了。

而一九五五年，玛乔丽怀孕了。

我一直害怕怀孕的会是我——很明显，聪明人都会打赌是我——但中招的却是可怜的玛乔丽。

凶手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已婚艺术教授，她跟他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婚外情。（不过，如果玛乔丽能“别老带着犹太人的那股劲儿”的话，她会说凶手是她自己，因为她在一个已婚男人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生命，而这个人只会不停地保证他要为她抛弃妻子。）

她公布这条消息的那个夜晚，我们一群人都在屋顶上。

“你确定吗？”罗温，那个妇科医生，问道，“要不要来我的办公室做个检查？”

“我不用做检查，”玛乔丽说，“我的月经没来，没来，没来。”

“没来，多久没来了？”罗温说。

“哎，我一直都不规律，但可能有三个月了？”

当女人们听说自己人意外怀孕了之后，她们会紧张不安地沉默下来。这是最严重的事情。我能感觉出，在玛乔丽告诉我们更多之前，我们谁都不想再多说一个字。我们想知道她有什么计划，这样我们就可以支持这个计划了，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但在扔下这颗炸弹之后，她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没有追加任何信息。

最终我问道：“乔治是怎么看这件事的？”乔治，当然就是那个显然很喜欢跟犹太姑娘上床的反犹已婚艺术教授。

“你为什么觉得是乔治干的？”她打趣道。

我们都知道是乔治干的。一直都是乔治。当然是乔治了。很多年以前，当她还是乔治当代欧洲雕塑课上一个天真无邪的学生的时候，她就被他迷住了。

然后她说：“不，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觉得我是不会告诉他的。我不再见他就好了。从此跟他一刀两断。至少我终于有充分的理由不跟乔治上床了。”

罗温直入主题：“你有没有考虑过终止妊娠？”

“没有。我才不会干这种事呢。也没准我干得出这种事，但已经太晚了。”

她又点了一支烟，又喝了一口酒——因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怀孕就是这样的。

她说：“我在加拿大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有点像是未婚母亲之家，但是比一般的收费要高，你可以住单间什么的。我的理解是，那里的客户年龄会稍大一些，都是手里有点钱的女性。我可以在快要生的时候去那边，就是我没法再藏着掖着的时候。跟大家说我是去休假了——虽然我一辈子都没休过一次假，所以没人会信，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他们甚至说可以把孩子送到犹太家庭里去——虽说在加拿大那地方，谁知道他们准备上哪儿去找犹太家庭呢？反正我不在乎宗教信仰的事，这你们都知道。只要是好人家就行。那个机构看上去挺好的。很贵，但我能搞定。我可以用去巴黎的钱。”

玛乔丽就是这样，在寻求朋友的帮助之前，自己就把问题解决了，而且她的计划很周全。但我的心依然很痛，这些玛乔丽一点都不想要。我和她已经攒了很多年的钱，准备一起去巴黎旅行。只要钱攒够了，我们就计划整个八月都闭店，坐伊丽莎白女王号 游轮去法国。这是我们共同的梦想，而且我们的钱马上就要攒够了。我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年，连一个周末都没休过。可现在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我那时就知道我要陪她去加拿大。我们会关掉艺术工坊，需要关多久就关多久。不论她去哪儿，我都要跟她一起去。我会陪她生完孩子。我会用我给巴黎攒的钱买辆车，不论她需要什么都行。

我把椅子蹭到玛乔丽身边，拉起了她的手。“这些听着都很明智，亲爱的，”我说，“我会陪你一起的。”

“听着的确很明智，是不是？”玛乔丽又吸了一口烟，环视着围成一圈的朋友们。我们脸上全都挂着同样的表情，关爱、怜悯，还有点慌张。

然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玛乔丽突然咧嘴冲我笑了笑，嘴歪歪的，看着稍微有点疯狂。她说：“去他妈的，我不会去加拿大了。哎，天呐，薇薇安，我肯定是疯了。但我刚刚下定了决心。我有一个更好的计划。不对，不是更好的计划，但是个不一样的计划。我要把他留下来。”

“你要把孩子 留下来？”凯伦问这话时毫不掩饰自己的震惊。

“那乔治呢？”安妮塔问道。

玛乔丽扬了扬下巴，她一直像个轻量级小拳击手似的。“我不需要乔治那个渣男。我和薇薇安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是不是，薇薇安？”

这件事我只思考了片刻。我了解我的朋友，一旦她下定了某个决心，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她会想方设法干成这件事的，而我会和她一起干成这件事，像往常一样。

于是，我再一次对玛乔丽·劳特斯基说：“没问题。咱们开干吧。”

而我的生活，也再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这就是我们干的事，安吉拉。

我们生了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既漂亮，又难搞，却又温柔的小内森。

和这有关的一切都很难。

她怀孕时倒不是很糟，但生产的过程却像恐怖片里的场景似的。到头来他们还是给她做了剖腹产，但却是在她被分娩折磨了十八个小时之后。手术时她也真的被开膛破肚了，之后她血流不止，他们担心也许她的命保不住了。剖腹产时，他们的手术刀刮伤了小婴儿的脸，还差点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后来玛乔丽又感染了，在医院里待了将近四周。

现在我依然坚持认为，医院之所以这么漫不经心，是因为内森是他们口中的“非婚生小孩”（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私生子”看似礼貌、实则阴险的叫法）。结果就是玛乔丽分娩时，医生们对她不是很关心，护士们对她也不是很和善。

玛乔丽养身体的时候，是她的女性朋友和我的女性朋友照顾的她。玛乔丽的家人——出于跟护士相同的原因——不想与她和她的小孩有太多瓜葛。这听上去可能惨无人道（实情也的确如此），但你无法想象在那个时候，一个女人没结婚就生了小孩是多么大的耻辱——即便在开明的纽约也是如此。即使对玛乔丽这种自己开公司、独占一栋楼的成熟女性来说，没结婚就怀孕也是可耻 的。

所以说她很勇敢，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而且她只能靠自己。于是，尽全力照顾好玛乔丽和内森就成了我们这一圈朋友的职责。我们有这么多后援真是太好了。我不能一直在医院里陪玛乔丽，因为在她养身体的时候，是我在照顾小婴儿。这就像是另一场恐怖电影，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不是跟着小婴儿长大的，我自己也从不想要小孩。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本能，也没有天赋。更重要的是，玛乔丽怀孕的时候，我也懒得去了解关于婴儿的事，我连他们吃什么都不清楚。反正计划里从来没说内森是我的孩子。计划说他是玛乔丽的孩子，而我则会加倍努力养活我们三个人。但在头一个月里，他就是我的孩子，而且我很遗憾地说，他也没能赶上个有经验的老手。

更重要的是，内森并不让人省心。他有疝气，体重偏低，哄他嘬奶嘴要费好大的劲。他得了很严重的乳痂和尿疹（就像玛乔丽说的，“一头一尾都这么灾难”），而且我好像一点都没法让它们消下去。艺术工坊的助理们尽全力经营着精品店，但那时是六月——婚礼季——我至少偶尔要去干干活，不然生意就完全没法做了。玛乔丽不在的时候，她的工作我也要替她完成。但每当我放下内森，去处理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尖叫不止，直到我重新把他抱起来为止。

一天早上，某位准新娘的母亲看到我在跟小婴儿较劲，就告诉了我一个年长一些的意大利女人的名字，这个人在她的双胞胎外孙出生的时候，给她的女儿帮了忙。那个老奶妈的名字叫帕尔玛，结果证明她是个大善人。我们让帕尔玛给内森当了很多年的保姆，她真的拯救了我们——尤其是在残忍的第一年里。但帕尔玛很贵，实际上，关于内森的一切都很贵。他是个体弱多病的婴儿，然后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幼儿，之后又变成了一个体弱多病的小男孩。我发誓，在他生命的头五年里，他在医生办公室待的时间比在家里待的时间还要长。所有小孩子能得的病，他全都得了一遍。他的呼吸一直有问题，而且要经常服用青霉素，这让他的胃很不舒服，然后你就没法喂他吃饭了——而这又引发了其他相关的问题。

为了维系开支，我和玛乔丽不得不比以前更卖力地工作，因为现在我们是三个人了——而我们中总有一个人在生病。所以，我们的确工作得更卖力了。

你不会相信那些年我们做了多少条婚纱。谢天谢地，结婚的人比以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