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傍晚 莫蒂默池塘，多塞特郡（1/2）

看来，对于“怎样才算得上一个‘伟大’的管家”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很大的一个维度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好好地思考过。对于这样一个如此心念系之，尤其是这些年来我已经反复思考过的问题，意识到这一点，不得不说真让我颇为忐忑不安。现在想来，我当初对于海斯协会有关其会员资格之规定的某些方面嗤之以鼻，或许是有些操之过急了。请先允许我解释清楚，我并无意收回自己对于“尊严”及其与“伟大”之间关键联系的个人观点。不过，我不免对于海斯协会的另一项规定做了些更为审慎的思考——亦即其公开承认加入协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申请者须服务于显赫门庭”。我现在的感觉跟当初并无二致，仍旧认为这表现了该协会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势利心态。不过，我现在想到，我所特别反对的或许只是他们对于何为“显赫门庭”的过时理解，而非其中所表达的一般原则。确实，在进一步对此问题进行过一番思考以后，我相信，“伟大”的先决条件是“须服务于显赫门庭”这种说法本身也许确有其道理——只要对于“显赫”的理解比海斯协会的认识更加深入即可。

事实上，只要将我对于“显赫门庭”可能的诠释与海斯协会对它的理解做一比较，则我相信就能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管家在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我这么说，不仅是想请您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这一辈对于雇主到底是地产贵族还是“经商致富”的态度已经没有那么势利了。我想说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我们是远比上一代更加理想主义的一代。我们的老辈更加关心的或许是雇主是不是有封号的贵族，或者是否出身于“旧”族，而我们更在意的则是雇主的道德地位。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我们一心瞩目于雇主的私人行为，我的意思是我们更加热切地希望效力于那些——可以这么说——其作为正在促进人类进步的绅士，这一追求在上一代看来想必是颇不寻常的。打个比方说，我们宁肯效力于像乔治·凯特里奇先生这样尽管出身卑微，却为大英帝国未来的福祉做出过无可争辩之卓越贡献的绅士，而不愿意侍奉那些虽有显赫的贵族出身，却只会把光阴虚掷在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上的老爷们。

当然，在实际中，很多出身于最高贵家族的绅士一直都有着致力于缓解当前面临之重大难题的传统，所以乍看之下，我们这代人的抱负可能表现得与我们的先辈也并无多大差异。不过我敢断言，在态度上还是有根本之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业内的同行相互间热衷于传达的种种话题，更反映在我们这一代中的众多翘楚人物在职位去留方面做出的选择上。做出这类决定所考虑的已不仅仅是所得薪水的高低、手下员工的多寡或者雇主门庭的显赫与否了；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我们职业声望的高低最根本地取决于我们雇主道德价值的高下上，我感觉这不失为一种公允的说法。

我相信，借助形象化的比喻方式可以最为鲜明地突出这两代人之间的不同。可以这么说，家父那一代管家更倾向于将世界看成是一架梯子——王室成员、公爵以及出身最古老世家的勋爵们居于顶端位置，那些“新贵”阶层等而次之，以此类推，直到降到一个基准点，基准点之下的层级就全由财富的多寡甚或有无来确定了。任何一位有雄心有抱负的管家只管竭尽全力往这架梯子顶上爬就是了，总的说来，爬得越高，其职业声望也就越大。这当然也正是海斯协会那套“显赫门庭”的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而迟至一九二九年该协会还在大言不惭地公开发表此类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已清楚不过地说明为什么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早就该到来的了。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想法已经完全跟不上我们这个行业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们的观念了。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一架梯子，而更像是一个轮子了，我相信这种说法还是相当准确的。或许我该进一步做些解释。

在我的印象中，是我们这代人最先认识到了前几代人全都忽略了的一个事实：即世界上的那些重大的决定事实上并不是在公共议事厅里，或者在会期只有寥寥数日又完全置于公众和新闻界关注之下的某个国际会议上做出的。更多的情况下，那些关键性的决定反倒是在国内那些隐秘而又幽静的豪宅里经过讨论、进行权衡后做出的。在众目睽睽之下伴以无比盛大的排场和典礼所发生的那一切，经常不过是执行在这样的豪宅内部经过几周甚或几个月的时间达成的决议，或只是对其进行官方的认可。因此在我们看来，这世界就是个轮子，以这些豪门巨宅为轴心而转动，由他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策向外辐射到所有围着他们转的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我们所有这些拥有职业抱负的人，莫不竭尽所能以尽量靠近这个轴心为志向。因为正如我说，我们是充满理想主义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出了我之所能，而是以我之所能达至了何种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怀抱着这样的渴望，愿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略尽绵薄，做出贡献；我们也都认识到，身在我们这一行，要想做到这一点，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效命于那些肩负着当代文明重任的伟大的士绅。

当然了，我这么说不过是最为宽泛地概而论之，我乐于承认，我们这一代中有太多人根本就没耐心去做这样深入的思考。反而言之，我敢肯定家父那一代当中也有很多人出于本能，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工作的这一“道德”维度。不过总的来说，我相信我这些概括还是准确无误的，而且我所描述的这种“理想主义的”动机至少在我个人的职业生涯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曾动不动就更换雇主——就是因为意识到那些环境全都无法给我带来持久的满足感——总算是天道酬勤，一直到有机会效命于达林顿勋爵我才终于安顿下来。

说也奇怪，我是直到今天才头一次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的确，当初我们在仆役大厅里围炉夜话的时候，曾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讨论“伟大”的本质，像格雷厄姆先生这样杰出的管家和我都从来没有考虑到在这个问题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整个维度。尽管我不会收回之前我对于“尊严”的特质所发表的任何观点，但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一论题应该附加一个补充条款，即无论一位管家已在多大程度上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如果他未能成功地找到一个适当的通道来将他的成就发挥出来，他也很难期望同行们能够认可他的“伟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像马歇尔和莱恩先生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只效命于那些其道德地位毫无争议的绅士——韦克林勋爵、坎伯利勋爵、伦纳德·格雷爵士——你不免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是不会屈身侍奉那些成色不足的绅士的。确实，这个问题你越想就越明显：隶属于一个真正的显赫门庭确是达至“伟大”的先决条件。一个“伟大的”管家肯定只能是那种人：他在指点自己多年的服务生涯时能够自豪地说，他已经将他的全副才能用以服务一位伟大的绅士了——而通过这样的一位绅士，他也等于是服务了全人类。

我说过，这些年来我居然从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或许正是难得地出门进行这样一次旅行，才促使我对于这个我本以为早就彻彻底底思考清楚了的题目产生了如此出乎意料的新鲜观点。而且大约一个钟头之前发生的一个小状况想必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使我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我得承认，这个小状况还颇使我担了不小的心。

我在极为宜人的天气中心情愉快地开了一上午的车，然后又在一个乡村小酒馆里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但在刚驶入多塞特郡不久，我就觉察到从汽车引擎那儿发出了一种过热的气味。一想到我可能对主人的福特车造成了某种损害，我当然吓得不轻，赶快就把车停了下来。

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条狭窄的小路当中，小路的两侧全都被繁茂的林木遮了个严实，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往前也看不远，因为那条小路在前方大约二十码的地方就拐了个大弯。我意识到我不能在这儿长时间停留，因为如果前方有车转过那个弯道，弄不好就会跟我主人的福特车撞个正着。于是我又重新发动了引擎，发觉这次的气味已经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了，这才稍稍安了一下心。

我知道最好的办法是找一家修车行，或者是找一家绅士的大宅，宅里极有可能找到能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的司机。可是那条小路继续蜿蜒了不短的距离，道路两旁高大的树篱也一直都不曾间断，很大程度上挡住了我的视线，所以尽管我经过了几户人家的大门，有的院内明显是有车道的，我却一直都没办法瞥见里面的宅第。我又开了约莫半英里远，那恼人的气味已经是越来越浓了，这才终于摆脱了那条小路，开上了一段乡村的主干道路。我看到前方的不远处，没错，就在我的左侧，隐约浮现出一幢高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宅第，宅前有一大片草坪，还有一条显然是由旧的马车道改造而成的汽车道。当我驶近那幢大宅时，我就更是大受鼓舞了，因为主建筑附设的车库大门敞开着，里面赫然停着一辆宾利汽车。

宅第的大门也敞开着，我于是将福特车沿着车道开了一小段，下车朝宅第的后门走去。开门的是个只穿了件衬衣的男人，也没有系领带，不过我在向他打听府上的司机时，他开心地回答说我“一下子就中了头彩”。听我描述了一下问题以后，他大步流星地来到福特车前，打开引擎盖只查看了几秒钟的时间就跟我说：“水，您哪。您的散热器里得加点水啦。”他貌似对这整个状况感到非常好笑，不过又很热心帮忙；他回到屋里去，不一会就提着一壶水和一个漏斗回来了。他在把散热器灌满的过程中，头低在引擎上方，开始亲切地跟我闲聊起来，知道我正驾车在这一区域旅行以后，他向我推荐了当地的一处美景，是个距此不过半英里远的池塘。

趁着这个工夫，我也好好观察了一下这幢大宅；宅子的高度要大于其宽度，有四层楼高，正立面几乎爬满了常春藤，一路都爬到了顶端的山墙上。可是透过窗户往里看去，却发现至少有一半的房间里都蒙着防尘布。一等那个人给散热器加满了水，重新盖好引擎盖，我就跟他说起了这件事。

“真是可惜啊，”他说。“这是幢很招人喜欢的老房子。实际情况是上校打算把它给卖了。他现在也是用不着这么大的房子了。”

我忍不住向他打听这里一共雇了多少人，听他说就只有他一个人，再有就是一个厨子每天傍晚过来做做饭的时候，我也并没有感到吃惊。看起来他是身兼管家、贴身男仆、司机和清洁工于一身了。他在大战期间曾是上校的勤务兵，他解释道；德军入侵比利时的时候他跟上校正在那里，协约国联军登陆时他跟上校也躬逢其盛。之后他又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这才说：

“现在我才明白了。一开始我还没看出来，不过现在我弄明白了。您就是他们说的那种顶尖级别的大管家。是那种名门贵族的大宅门里出来的。”

我跟他说这话也不算离谱以后，他又继续道：

“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一时间我还没看出来，您瞧，因为您说起话来十足就像个绅士。而且您还开着这么辆漂亮的古董车，”——他朝那辆福特做了个手势——“一开始我还想，哟，来了位货真价实的贵族老爷子。这就对啦，您哪。真是上流社会的做派，我是说。我还从来都没真正领教过呢，您瞧。我不过就是个退了伍的老勤务兵。”

然后他又问我受雇于哪户人家，我跟他说了以后，他侧着头，脸上露出好奇的神情。

“达林顿府，”他自语道。“达林顿府。肯定是个上流社会的人家，就连在下这样的白痴听着都觉得耳熟。达林顿府。等等，您说的不会就是达林顿勋爵的那个达林顿府吧？”

“以前确实是达林顿勋爵的府第，直到三年前爵爷逝世，”我告诉他。“如今是约翰·法拉戴先生的住处了，他是位美国绅士。”

“您在那样的地方工作，那就肯定是顶尖级别的大管家无疑啦。像您这样的如今剩下来的可不多了吧，呃？”然后他在问的时候语气明显有了变化。“您是说，您当真曾为那位达林顿勋爵工作过？”

他再次细细地打量了我一番。我说：

“哦，不是，我是受雇于约翰·法拉戴先生的，就是那位从达林顿家族手里买下那幢宅第的美国绅士。”

“喔，那您就不大可能认识那位达林顿勋爵了。我只是很好奇他到底什么样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告诉那人我得上路了，郑重地感谢了他的热心帮助。他可真是个可亲可爱的小伙子，不厌其烦地引导我把车倒出大门，分别前，他俯下身再次推荐我去参观一下当地的那个池塘，反复告诉我该怎么到那儿去。

“那是个很美的小地方，”他补充道。“要是错过了你肯定会后悔的。事实上，上校这会子就正在那儿钓鱼呢。”

福特车确乎又回到了最佳状态，既然那个池塘离我预定的线路并不远，只需稍微绕一下，我就决定从善如流，采纳那位勤务兵的建议。他的指示听起来原本挺清楚的，可是我一旦离开了主干道，打算照他的指示往那儿开，我就发现自己在那些狭窄而又曲里拐弯的小路上迷了路，那些小路就跟之前我第一次闻到那令人心焦的气味时的路段非常相似。有时候道路两旁的树木是如此浓密，几乎完全把阳光给遮住了，于是我的眼睛就不得不努力地去适应明亮的阳光与阴暗的浓荫之间的强烈反差。不过在经过一番搜寻之后，我终于还是找到了那个指向“莫蒂默池塘”的路标，于是在半个多钟头前，我顺利抵达了这个景点。

此刻我觉得自己真该深深地感激那位勤务兵，因为除了帮我修好了车以外，他还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万分迷人的所在，要是没有他，我是绝不可能找到这儿来的。池塘并不大——周长估计不过四分之一英里左右——只要站在任何一个突起的位置，它的全景你都可以尽收眼底。这里弥漫着一种异常静谧的气氛。池塘周遭遍植树木，其密度恰好能为池畔提供宜人的荫蔽，这里那里一丛丛高高的芦苇和香蒲钻出水面，也打破了那静止不动的天光云影。我脚上的鞋子颇不便于我绕着池畔走上一圈——从我现在坐着的位置就能看到池畔的小径逐渐没入了一片片深深的泥泞中——不过我要说，一见之下这正是此地风景的魅力所在，我真想踩着泥泞走上那么一圈。只有在想到这样一番探险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想到这么一来我身上这套旅行服装就要毁于一旦了，我这才按捺住这一时的冲动，退而求其次地满足于坐在这条长凳上静静地欣赏。半个钟头过去了，我就这么坐在这里，静观池畔各个位置静坐垂钓者的进展。从我坐的那个位置，我大约能看到十来位钓客，不过那强烈的日光再加上低垂的枝柯形成的树荫却让我无法看清楚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于是我也不得不放弃之前期望着不妨一试的那个小游戏：猜测哪位钓客有可能是刚刚帮了我一个大忙的那幢宅第的主人——那位退役的上校。

无疑，正是周遭环境的清幽使我能够更为全面透彻地细细思考这半个多钟头以来进入我思绪的那些念头。的确，要不是周围的这份静谧，我也不太可能再细细去咂摸跟那位勤务兵邂逅以后我自己的言行举止。也即，我为什么要给人留下我从未受雇于达林顿勋爵这样一个明确的印象。因为毋庸置疑，方才发生的情形确实是这样的。他问我：“您是说，您当真曾为那位达林顿勋爵工作过？”而我给出的回答只能被理解为我并没有为爵爷工作过。当时我也可能只是突发奇想，并无深意——不过对于如此明显的怪异举动，这恐怕很难说是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不管怎么说，我现在都得承认，像是跟勤务兵之间发生的类似的小插曲，这已经并非是头一遭了；虽说我对其性质还没有明确的认识，不过这个小插曲无疑跟几个月前威克菲尔德夫妇来访期间发生的那件事有些必然的联系。

威克菲尔德先生和太太是对美国夫妇，已经在英国——据我所知，是在肯特郡的某个地方——定居了有二十年了。因为跟法拉戴先生在波士顿的社交圈里有些共同的熟人，他们有一天就造访了达林顿府，待到用过午餐，在下午茶之前离开。那个时候法拉戴先生来到达林顿府也不过几周的时间，他对这处房产的热情正是最为高涨的时候；于是威克菲尔德夫妇来访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观这处房产上，由我的雇主亲自带领上上下下看了一个遍，连那些罩着防尘布的区域都没放过，实在是显得没这个必要。不过，威克菲尔德夫妇对于四处探访表现出来的兴致至少跟法拉戴先生一样高涨，我在府里各处忙我工作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从他们刚刚到达的地方传来的各式各样美国人所特有的赞叹和惊呼声。法拉戴先生是带领客人从顶楼开始参观的，等他们来到底层逐一参观那些富丽堂皇的厅堂时，他已经像是坐上了一飞冲天的飞机，陶陶然、飘飘然了，不厌其烦地向客人指出檐口和窗架上那精雕细琢的细部，手舞足蹈地描述“那些英国的爵爷”在每个房间都曾做过些什么。我当然不会有意去偷听，不过从听到的一句半句当中也就知道他们谈话的大意了，我不禁为我的雇主知识面之广博而感到吃惊，其中除了偶有不尽不实之处以外，足以透露出他对英式传统和习惯的深深迷恋。值得注意的还有，威克菲尔德夫妇——尤其是威克菲尔德太太——对我国的传统其实也所知甚详，从他们的言谈话语当中可以得知，他们自己也拥有一幢颇为富丽堂皇的英式旧宅。

在那次参观探访活动的某个阶段——我从门厅那儿穿过，本以为宾主一行已经到户外参观庭院去了——发现威克菲尔德太太并没有出去，正在仔细地检视通往餐厅的那道石质的拱形门廊。我从她身边经过时，轻声道了声“请原谅，夫人”，她转过头道：

“哦，史蒂文斯，也许你能够告诉我。这座拱廊看起来像是十七世纪的，不过它难道不是相当晚近的时候才添造的吗？也许就是达林顿勋爵的时代修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