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1/2）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亨利三十三岁，同时也是三十七岁，克莱尔二十九岁）

亨利：我站在我的卧室里，是未来。夜深了，但月光照在房间里，显现出超现实般的明晰。我一直在耳鸣，在未来时总会这样。我看着克莱尔和那个我，他们还在熟睡，像是死了。我蜷缩着，膝盖抵住胸口，钻在被子里，嘴巴微微张开。我想去碰碰自己，我想把他抱紧，看着他的眼睛。但我没有，我只是站着，盯着睡梦中未来的自己。后来，我悄悄走到克莱尔这一侧，跪下来。就像现在，感觉越过了边界，我将让自己忘记床上的他，把意念都集中在克莱尔身上。

她动弹了一下，眼睛睁开了。她并不清楚我们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我被欲望吞没，我渴望此时此地就能和克莱尔融为一体，越紧越好。我轻轻地吻了她，在她的嘴唇上流连，大脑中一片空白。她沉醉在梦中，伸过手来摸我的脸，当触到活生生的我时，才有些清醒。她来到我的现实中，顺着我的手臂摸下去，爱抚着我。我小心地把她从床单里剥出来，生怕吵醒他，此时的克莱尔还没有注意到。我想，那个自己到什么程度才会被吵醒呢？还是不去冒险了吧。我压在克莱尔身上，完全把她盖住。我希望我能阻止她回头，可她分分秒秒都会回过头来。当我进入克莱尔时，她看着我，我假想着自己并不存在，一秒钟后，她转过头去，看见了另一个我。她叫出声来，不过并不太响，她看看在她身体上面、也在她身体里面的我，想起了什么，便接受了，这太奇怪了，不过，好吧。在那个时刻，我爱她超过爱生命。

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亨利三十七岁，克莱尔二十九岁）

亨利：整整一周，克莱尔都很古怪，心不在焉的，仿佛有个只有她自己能听见的秘密，占据了她全部的注意力，像是通过她的内在领受上帝的启示，又像是要破译卫星传来的俄罗斯密码。每当我问她时，她总是微微一笑，耸耸肩。这全然不像克莱尔，我警觉起来，但立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仅仅瞥了克莱尔一眼，便感到一定有大事情发生了。她的表情惊恐而恳切，她走近我身边停下来，什么也没说。我闪过一个念头：有人去世了。会是谁呢？爸爸？金太？还是菲力浦？

“倒是说话啊，”我问她，“发生了什么？”

“我怀孕了。”

“怎么会——”我刚一开口，就完全明白了，怎么会，“别担心，我记得。”对我而言，那个晚上过去好多年了，可对克莱尔来说，只是几周前的事。我从一九九六年来，当时我们正拼命想要一个孩子，克莱尔当时几乎还没睡醒呢。我真是个粗心的混蛋。克莱尔等着我说些什么，我强挤出一个笑容。

“真是一个惊喜！”

“是的。”她看上去都有点哭了。我把她拉进怀里，她紧紧地抱住我。

“害怕么？”我在克莱尔的发丝里低声问。

“嗯。”

“可你之前从来没有害怕过。”

“我以前都疯了。现在我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站着，想着究竟会发生什么。

我迟疑道：“我们可以……”我有意说了一半。

“不，我不可以。”确实是，克莱尔不可以。一日为天主教徒，便终生为天主教徒 275 。

我说：“或许这是件好事。一场意外的惊喜。”

克莱尔笑了，我发现，这是她想要的结局。事实上，她一直希望七是我们的幸运数。我的喉咙一紧，我得离开一会儿。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日，星期二（克莱尔二十九岁，亨利三十七岁）

克莱尔：收音机闹钟上显示上午七点四十六分，国家公共电台正在沉痛地报道某处的空难，目前已有八十六人死亡。我觉得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亨利那半边床空着。我闭上眼睛，波涛汹涌的海面上，一艘颠簸的越洋远轮，我正躺在船舱里狭小的铺位上。我叹了口气，小心翼翼地爬下床，走进浴室。十分钟后我还在呕吐，突然亨利伸进头来，问我感觉如何。

“很好，从来没这么好过。”

他坐在浴缸边上，但我真希望我呕吐的时候不要有什么观众在旁欣赏。“我不该担心吗？你从来都不呕吐的。”

“爱密特说这是好现象，我本来就应该呕吐。”这表明我的身体已经把这个孩子认作我的一部分，而不是什么异体。爱密特老是给我开那些只给器官移植病人才开的药。

“也许今天我应该再输点血给你保存起来。”亨利和我都是o型。我点点头，继续吐。我俩都是贪婪的血液银行家，他曾两次需血，而我有三次，其中一次还是大量需血。我坐了一分钟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亨利过来扶住我。我把嘴巴擦干净，刷了牙。亨利下楼去做早饭，我突然对麦片产生了强烈的欲望。

“燕麦粥！”

“好的！”

我开始梳头，镜子里的影子气喘吁吁。我想，怀孕中的女人应该神采奕奕的，可我并不神采奕奕，不过，好吧，但我仍然怀孕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九日，星期四（亨利三十七岁，克莱尔二十九岁）

亨利：我们在爱密特·蒙田的办公室里等待做b超，既渴切又犹豫，我们拒绝了羊膜穿刺，要是让那又长又粗的针拨弄几下，克莱尔肯定又会流产的。她已经有四个半月的身孕了，几乎挨过了一半。如果像罗夏测试 276 那样，将时间对半折叠的话，目前正是时间中缝的那道折痕。现在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一不小心就会把孩子过早地呼出来。

我们坐在候诊室里，周围大都是满心期待的夫妇、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还有蹒跚学步、东撞西歪的幼儿。蒙田医生的办公室总是让我感到压抑，我们在这里度过太多焦虑的时光，听过太多不幸的消息。可是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一切都会顺利的。

护士叫了我们的名字。我们走进常去的检查室，克莱尔脱掉衣服，躺在检查台上，涂上润滑油，接受检测。技术员观察着监视器；法籍摩洛哥血统、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爱密特·蒙田观察着监视器；我和克莱尔手牵手，也观察着监视器。图像逐渐加深，一点一点展现出来。

屏幕上是一张世界气象地图，或者是银河系，一个充满了群星的漩涡。或者是个婴儿。

“真可爱，是个女孩 277 ，”蒙田医生说，“瞧，她在吮拇指呢，真的很漂亮，而且很结实。”

我和克莱尔长长地出了口气，屏幕上，一座漂亮的星系正在吮她的大拇指。我们看她的时候，她把手从嘴边拿开。蒙田医生说：“她笑了。”我们也笑了。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克莱尔三十岁，亨利三十八岁）

克莱尔：预产期还剩两个星期，我们还没给宝宝取好名字。事实上，我们几乎还没有讨论过，我们很迷信，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仿佛一旦给孩子起了名字，就会引来复仇女神的关注和折磨。最后亨利抱回一本《姓名大全》。

我们爬上床，才晚上八点半，我已经筋疲力竭了。我躺在我那侧，对着亨利，肚子像座突出来的半岛；他则用肘撑起头，躺在他那侧对着我。书横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对望，怯生生地笑了。

“有什么主意吗？”他边问边翻起书来。

“简。”我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