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 索尔兹伯里（2/2）
“最近五年以来，大卫爵士一直试图告诉他的公子一些人生的基本事实。这位年轻人已经二十三岁了。”
“的确如此，先生。”
“我就有话直说了，史蒂文斯。我碰巧是这位年轻人的教父。所以呢，大卫爵士就请求我来负责向小雷金纳德传达有关的人生事实。”
“的确如此，先生。”
“大卫爵士本人发现这是个颇为艰巨的任务，他怀疑自己在雷金纳德的大婚之日前恐怕是完不成这个任务了。”
“的确如此，先生。”
“问题是，史蒂文斯，我也忙得分身乏术啊。对此大卫爵士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仍旧来求我帮忙。”爵爷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去研究面前的书页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先生，”我接过话头，“希望我来向这位年轻的绅士传达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史蒂文斯。这会让我如释重负的。大卫爵士每隔一两个钟头就会问我是不是已经跟他的公子讲解过了。”
“我明白，先生。这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肯定是很令人心烦的。”
“当然，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职责范围，史蒂文斯。”
“我会尽力而为的，先生。可是要找到合适的时机来传达这样的信息，恐怕会有一定的困难。”
“你只要愿意一试，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史蒂文斯。你真是太乐于助人了。听我说，没必要小题大做。只需传递基本的事实就够了。简单明了就是最好的方式，这是我的建议，史蒂文斯。”
“是的，先生。我将尽力而为。”
“真是感激不尽，史蒂文斯。请把进展的情况告诉我。”
您或许也能想象得到，我对于这一要求还是感到有点错愕的，而且放在平时，碰上这种事我一定会花上一点时间好好琢磨一下的。然后，这次却是在如此繁忙的节骨眼上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来的，我可没那么多时间腾出来专门让它来占用，于是我决定一找到机会就速战速决。我记得就在我接受这个任务不过一个钟头左右，就注意到小卡迪纳尔先生独自一人待在藏书室里，他正端坐在一张写字台后面，埋头于几份文件当中。只要近距离地仔细观察一下这位年轻绅士，也就能体会爵爷——当然还有这位年轻绅士的尊亲为什么会知难而退了。我主人的这位教子一看就是一位态度诚恳、学究气十足的年轻人，五官清秀正派；可是碰上这样一个话题，你倒是宁肯对方更加轻松快活一点才好，甚而至于宁肯他是那种有些轻浮之气的年轻绅士。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快刀斩乱麻，我也就硬着头皮走进藏书室，在离卡迪纳尔先生的写字台不远处停下脚步，轻轻咳嗽了一声。
“打搅了，先生，我有个口信要转达给您。”
“哦，是吗？”卡迪纳尔先生急切地道，把目光从那些文件上抬了起来。“是家父的口信吗？”
“是的，先生。也可以这么认为吧。”
“请稍等。”
这位年轻绅士伸手从脚边的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请讲吧，史蒂文斯。”
我又轻咳了一声，尽可能保持一种就事论事的语气。
“大卫爵士希望您能知晓，先生，女士和绅士们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是大为不同的。”
我在构思下句话的措辞时想必是停顿了片刻，因为卡迪纳尔先生这时叹了一口气，说：“对此我真是再清楚不过了，史蒂文斯。就请你有话直说好吗？”
“您已经很清楚了，先生？”
“家父总是低估了我的能力。对这整个领域我已经进行过广泛的阅读和扎实的基础研究工作。”
“真的吗，先生？”
“在过去这整整一个月里，除此以外我实际上就没考虑过其他的事情。”
“是吗，先生。既然如此，我要传达的这个口信或许就是多余的了。”
“你可以向家父保证，对于基本的情况我已经做到了充分的了解。这个公文包，”——他用脚碰了一下那个公文包——“就塞满了我对于但凡能够想到的每个可能的角度所做的笔记。”
“真的吗，先生？”
“我真的认为我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人类的大脑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排列组合方式。希望你转告家父，请他但放宽心。”
“我会的，先生。”
卡迪纳尔先生显得轻松了一些。他又碰了碰那个公文包——我很想把眼睛别开，不去看它——然后说道：“我猜你也一直都纳闷为什么这个公文包我从不离手。好了，现在你知道了。想想要是给不该打开的人打开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吧。”
“那可就不能再尴尬了，先生。”
“可不是嘛，”他说，突然又把身子坐直了，“除非家父又想出了什么全新的因素，希望我进一步斟酌考虑。”
“我想不大可能会有了，先生。”
“没有吗？关于这位杜邦伙计就再也没有更多的资讯了吗？”
“恐怕是没有了，先生。”
我竭尽所能不流露出丝毫恼怒的情绪：原本以为已经圆满解决了的难题，这才发现实际上根本就还是原封未动地摆在我面前。我相信我正集中思想，准备重整旗鼓的时候，那位年轻的绅士突然间站起身来，一把抓起他的公文包，说：“好了，我想我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了。多谢你的帮忙，史蒂文斯。”
我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另找机会再跟他谈一次的，可是实际证明已经是不可能了，主要是因为当天下午——比预定的时间早了足足有两天——美国的参议员刘易斯先生就到了。当时我正在楼下的餐具室里核对供货的清单，突然听到上头传来无可置疑的好几辆汽车驶进庭院停下来的声音。我赶忙上楼去的时候，在后廊里碰巧遇到了肯顿小姐——当然也就是我们上次不欢而散的同一场景——而或许正是这一令人不快的巧合促使她继续采用了跟上次一样的幼稚举动。因为在我问她是谁到了的时候，肯顿小姐径直地继续走她的路，只丢下一句话：“如果事态紧急就请人传个口信，史蒂文斯先生。”这实在太令人恼火了，不过当然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赶紧往楼上跑去。
在我的印象中刘易斯先生是位人高马大的绅士，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他的早到显然给爵爷和他的同僚们带来了不便，因为他们原指望还有一两天的独处时间可以比较充分地做好准备的。不过，刘易斯先生那不拘小节、令人愉快的举止态度，以及他在餐桌上的一番表态——美国“将永远站在正义的一方，为此而不惜承认凡尔赛已经铸成的错误”——却大大赢得了爵爷那“主场团队”的信任；随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席间的交谈已经慢慢地从诸如刘易斯先生的家乡宾州的诸多优点这样的话题，明确地转回到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而等到饭毕绅士们悠然点起雪茄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某些深思熟虑的意见已经跟刘易斯先生到来前只在他们之间私下交流的看法同样私密了。其间，刘易斯先生曾对在座的诸公说道：
“先生们，我同意你们的看法，我们这位杜邦先生可能是位非常难以逆料的人物。不过容我告诉诸位，关于他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可以说有十足的把握。”他俯身向前，挥动着雪茄以示强调。“杜邦憎恨德国人。在战前他就憎恨他们，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他仇视德国人的程度之深恐怕是在座的诸位先生所难以理解的。”说完这句话后，刘易斯先生再次靠回到椅背上，脸上重又堆满亲切的笑容。“不过请告诉我，诸位先生，”他继续道，“你很难因为一个法国人憎恨德国人而责怪于他，是也不是？毕竟，法国人这么做也是有其正当理由的，是也不是？”
说完，刘易斯先生环顾了一下餐桌边就座的几位绅士，一时间气氛略有些尴尬。这时达林顿勋爵说道：
“有些怨恨当然是在所难免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英国人也曾跟德国人进行过长期的苦战。”
“不过你们英国人又自不同了，”刘易斯先生道，“貌似你们已经不再真心憎恨德国人了。但法国人是这样看的：德国人毁灭了欧洲的整个文明，再怎么惩罚他们都不为过。当然了，这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未免不切实际，不过我们一直感到困惑的倒是你们英国人为什么没有跟法国人持相同的观点。毕竟，诚如您刚才所说，不列颠在那场战争中也损失惨重。”
餐桌上又是一段尴尬的沉默，大卫爵士这才相当不确定地说：
“我们英国人在看待事物的方式上经常跟法国人有所不同，刘易斯先生。”
“啊，一种性情上的不同，您也许可以这么说。”刘易斯先生在说这句话时脸上的笑意似乎又加深了一点。他顾自点了点头，仿佛很多问题对他而言已经迎刃而解了，然后就抽起了雪茄。也可能是后见之明影响了我的记忆，不过我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在这位表面看来非常迷人的美国绅士身上觉察到某种古怪的，或许是某种两面三刀的东西。不过，就算我当真是在那一刻起了疑心，达林顿勋爵却显然是居之不疑。因为在又一次一两秒钟的尴尬沉默之后，爵爷似乎下定了决心。
“刘易斯先生，”他道，“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我们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法国人目前的态度是有些可鄙的。您当然也许会称其为一种性情上的不同，不过容我冒昧地说一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远非这一点东西而已。在冲突已经结束以后，再继续这样地仇视敌人是一种很不得体的行为。一旦你已经把一个人打倒在地上，就应该到此为止。你就不能再继续对他拳打脚踢了。在我们看来，法国人的行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像野蛮人了。”
这番言辞似乎让刘易斯先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满意。他咕哝了一句什么话表示赞同，并透过餐桌上面已经相当浓厚的雪茄烟云冲着几位共同用餐的绅士满意地微微一笑。
第二天早上，又有更多的客人提前到达；就是来自德国的那两位女士——尽管大家都会觉得她们出身背景悬殊，两人居然是结伴同行的——随行的有一大群男女仆从，以及数不胜数的行李箱。下午的时候，一位意大利绅士也先期抵达，有一位贴身男仆、一位秘书、一位“专家”以及两位保镖随侍左右。我无法想象这位绅士究竟以为来到的是什么地方，竟然特意带来了保镖，不过我必须得说，在达林顿府看到有这么两位身材魁伟、一声不吭的壮汉，无论那位意大利绅士出现在哪里他们都如影随形，时刻以怀疑的目光警觉地窥伺着周围数码内的动静，这实在算得上是诡异的一景。顺带说一句，在这之后的几天当中我们才得知，这两位保镖的工作模式是两人轮流休息，以确保整个夜里至少有一位在主人身旁当值。我在刚听说这一安排以后就想马上知会肯顿小姐，以便她能相机做出安排，可是她再次拒绝跟我交谈，为了尽快落实此事，我也只得勉为其难地写了张字条，把它塞进了她起坐间的门下。
第二天，又有几位客人到达，距离正式的会期足足还有两天的时间，而达林顿府已经挤满了各个国家的客人，要么聚在房间里闲谈，要么无所事事地闲逛，在门厅里、走廊上和楼梯平台上，细看墙上的画作和各种饰品。客人们相互间当然都以礼相待，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却似乎弥漫着一种相当紧张的气氛，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互信。这种焦躁不安的气氛也表现在随行的贴身男仆和仆佣相互之间那明显的冷淡态度上，我自己的员工则很高兴由于过于忙碌而无暇跟他们过多地打交道。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对各路要求应接不暇之际，我偶然往窗外一瞥，发现了小卡迪纳尔先生的身影，他应该正在庭院里呼吸新鲜空气。他一如既往地紧紧夹着自己的公文包，正沿着环绕草坪的小径缓步闲行，深深地陷在思绪当中。我当然会想起对于这位年轻绅士，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而且我灵机一动，感觉户外的环境因为可以亲近大自然，尤其是旁边还有鹅群可以拿来当作实例，倒不失为是传递我肩负的那类信息的理想场合。而且我还看出，如果我现在就快步走出去，藏身于小径旁边那高大的杜鹃花丛背后守株待兔，很快就能等到卡迪纳尔先生从我身边路过。到了那时，我就可以现身出来，向他传达我的信息。这诚然算不上什么无比精妙的谋略，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也得承认这个任务固然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可是在那个节骨眼上却怎么也算不上最该优先考虑的要事。
地面和多数植物的叶子上都笼罩着一层薄霜，不过对于一年当中的这个时节来说，那算得上是温煦的一天。我快步穿过草坪，藏身于灌木花丛之后，不久就听到卡迪纳尔先生的脚步声近了。不幸的是我稍稍估错了现身的时机。我原打算在卡迪纳尔先生距我的藏身之处尚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从树丛后出来的，那样他就会提早看到我，以为我正要前往凉亭，或者也许是园丁的小屋。这样的话我就能假装是意外撞见了他，如此，便能赋予我们的谈话以一种临时起意的意味。结果却是我出来得稍晚了一点，恐怕真是吓了那位年轻绅士一跳，他马上把那宝贝公文包拿得离我远远的，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抱在胸前。
“我非常抱歉，先生。”
“我的天哪，史蒂文斯。你吓了我一大跳。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测呢。”
“非常抱歉，先生。不过我碰巧有件事要向您转达。”
“我的天哪，好吧，你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那就容我有话直说了，先生。您会注意到在我们的不远处有几只鹅。”
“鹅？”他有些困惑地四顾一望。“哦，是的。还确实有几只鹅。”
“同样的，还有鲜花和灌木。事实上，现在并非它们一年当中的鼎盛时节，不过您自然明白，先生，随着春天的到来，我们将会看到周围的环境发生一种改变——一种非常特别的改变。”
“是的，我确信现在的庭院并非它们最美的时节。可是跟你实话实说吧，史蒂文斯，我其实并不太留意大自然的美好。眼下的事态实在令人忧心忡忡。杜邦先生是满怀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心绪来到这里的。这也是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形。”
“杜邦先生已经来到了这里，先生？”
“大约半小时前。情绪简直坏透了。”
“那抱歉了，先生。我必须马上去招待他了。”
“那是自然，史蒂文斯。呃，感谢你特意出来跟我聊天。”
“请您原谅，先生。关于这个方面——也就是您所谓的大自然的美好，我碰巧还有一两句话要跟您说。如果您肯屈尊听我唠叨几句的话，我将不胜感激之至。不过恐怕这得等下次找机会再说了。”
“好的，我愿闻其详，史蒂文斯。虽然我个人更偏爱鱼类。对于鱼类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不管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
“所有的生命都跟我们预期中的讨论息息相关，先生。不过，我必须向您告退了。我都不知道杜邦先生已经到了。”
我匆忙返回室内，迎头撞到的第一男仆忙不迭地跟我说：“我们正四处找您呢，先生。那位法国绅士已经到了。”
杜邦先生是位个头高挑、举止优雅的绅士，蓄着灰白的胡须，戴着单片眼镜。抵达时他穿的是一身人们经常看到欧陆士绅们度假时穿的那种服饰，确实，他在整个逗留期间，都始终刻意地保持着一副他完全是出于游赏和交情才会来到达林顿府的架势。正如卡迪纳尔先生指出的，杜邦先生抵达的时候情绪不佳；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在他来到英国的这几天里到底都有什么事情惹得他不开心了，不过最让他难过的应该是他在伦敦观光时脚上就磨起来的几个痛疮，而且他很担心它们会化脓感染。我知会他的贴身男仆有事可以找肯顿小姐帮忙，可是这并没有妨碍杜邦先生每隔几个钟头就冲着我打一下响指，跟我说：“管家！我还需要一些绷带。”
见到刘易斯先生以后，他的情绪明显地大为改观。他跟这位美国参议员相互就像老同事那样亲热地打招呼，而且在那天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俩都待在一起开心地谈笑忆旧。事实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刘易斯先生跟杜邦先生这么几乎寸步不离其实对于达林顿勋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因为爵爷自然是切望能够在讨论正式开始前，先跟这位著名的人物进行一番密切的个人接触的。在几个场合，我都亲眼见到爵爷试图把杜邦先生拉到一边好私下里说几句话的，可是刘易斯先生却每次都故意插进来作梗，笑嘻嘻地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请原谅，先生们，但是有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来，爵爷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得不去听刘易斯先生讲他更多的趣闻轶事了。不过除了刘易斯先生之外，其他的客人或许是出于敬畏，或许是因为敌意，都刻意地跟杜邦先生保持距离；这一点即便是在当时普遍都心怀戒备的气氛下都显而易见，而这也似乎更加凸显了这样一种感觉，即杜邦先生果然是能够左右未来数日会议的最终成果的关键人物。
会议在一九二三年三月最后一周的一个下雨的早上正式召开，为了顾及很多与会者“不宜公开”的性质，会场特意设在会客厅这样一个有些超乎想象的地方。事实上，在我看来，这种“非正式”的做派已经达到了稍显滑稽的程度。这样一个相当女性化的房间里挤满了这么多表情严峻、一身深色正装的绅士，有的沙发上一下子并肩坐了三四个人，这一场景本身就够古怪的了；而且有的与会者又是如此坚决地一定要维持一种“这不过是次社交活动”的表象，居然到了不惜为此而将一份打开的报章杂志故意摊放在膝头上的程度。
在第一个上午的会议进程中我因为不得不频繁出入于会客厅，所以无法完全跟进会议的整个过程。不过我记得达林顿勋爵的开场白是首先正式欢迎各位嘉宾的莅临，然后就概述了一下需要放宽《凡尔赛和约》诸多条款的苛酷规定这一强烈的道德诉求的基本内涵，强调指出了他亲眼目睹的德国人民正在承受的巨大苦难。当然，这同样的感想我之前已经在很多场合听爵爷表达过了，可是他在这个庄严的场景中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是如此令人信服，我不禁再次为之而动容。大卫·卡迪纳尔爵士接下来发言，虽然我错过了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不过感觉基本上更偏重技术性的层面，而且坦白说我觉得是有些高深莫测。不过其基本的要旨似乎与爵爷的意思非常接近，他的讲话以呼吁不要让德国再继续赔款以及法国军队撤出鲁尔区做结。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紧接着发言，不过这个时候我不得不离开会客厅相当长一段时间，具体原因已经不记得了。等我再次进去的时候，来宾们已经开始进行开放式的讨论，而这些讨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商业贸易和金融利率的——就不是我能理解得了的了。
至少据我的观察而言，杜邦先生并没有参与到讨论当中，从他那闷闷不乐的行为举止上也很难看出他到底是在认真倾听别人的发言呢，还是全神贯注在别的思绪当中。在某个阶段，我碰巧在一位德国绅士的发言中间有事要离开，杜邦先生也突然站起身来，跟我一起走了出来。
“管家，”我们一走进门厅他就说道，“不知道能不能叫人帮我换换脚上的纱布。它们现在搞得我不舒服极了，根本就听不进那些绅士们在说些什么了。”
我记得，我在请求肯顿小姐给予协助以后——自然是派人送去的口信——就把杜邦先生安置在弹子房里坐等护士的到来，正在这时第一男仆急匆匆地从楼梯上奔下来，面带痛苦的神情告诉我家父在楼上病倒了。
我匆忙朝二楼跑去，刚转过楼梯口，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景象。在走廊的尽头，几乎就正在那扇大窗户前面，映着灰蒙蒙的光线和窗外的雨景，家父定格在一个姿势当中，就好像正在参加某种庄严的仪式一般。他单膝跪地，脑袋低垂，好像正在奋力推着面前那辆手推车，而那辆小车不知何故竟顽固地纹丝不动。两位卧房的女仆表示尊敬地离开一段距离，面带敬畏的神情注视着他所做出的努力。我走到家父面前，把他紧抓在手推车边缘的手松开，扶着他在地毯上躺下来。他双目紧闭，面如死灰，前额上满是汗珠。我叫人前来帮忙，及时搬来了一辆带篷的轮椅，家父就被转移到了他自己的房间。
将家父安置在床上以后，我一时间颇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因为家父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实在不合情理，但我又真是一点空余时间都匀不出来。正当我站在门口踌躇不决之际，肯顿小姐出现在了我身旁，并且说道：“史蒂文斯先生，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比您还稍微多那么点空余时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代您照顾一下令尊。我会带梅雷迪思大夫上这儿来进行诊治，要是有什么要紧的情况我会通知您的。”
“谢谢您，肯顿小姐，”我说，然后我就离开了。
当我返回会客厅的时候，一位神职人员正在讲述柏林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我立刻忙着为客人们添茶倒咖啡。有几位绅士，我注意到，正在饮用烈酒；尽管有两位女士在场，有一两位绅士已经开始抽起烟来。我记得当我手持空茶壶离开会客室的时候，肯顿小姐叫住了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梅雷迪思大夫正准备离开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看到那位大夫正在门厅里穿戴雨衣和帽子，于是我就走上前去，那把茶壶还在我手里拿着。大夫面带不悦地望着我。“令尊的状况不太乐观，”他说。“如果情况恶化，马上通知我。”
“是，先生。谢谢您，先生。”
“令尊高寿了，史蒂文斯？”
“七十有二了，先生。”
梅雷迪思大夫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如果情况恶化，务必马上通知我。”
我再度向大夫致谢，然后送他出去。
也正是在那天傍晚，晚餐即将开始前，我无意中听到了刘易斯先生和杜邦先生的谈话。当时我出于某个原因上楼来到杜邦先生的房间，在敲门前我习惯性地稍停了片刻，听一下门内的动静。您或许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为了避免在某些极不适宜的时候敲门打搅了别人而采取这种小小的预防措施，我却一直都有这种习惯，而且我敢担保这在我们许多同行当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的背后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就拿这次来说，我根本不是有意要去偷听他们讲话的。然而，也是事出偶然，当我把耳朵贴到杜邦先生的房门上时，正巧听到了刘易斯先生的说话声，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听到的确切字句了，可他讲话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怀疑。这位美国绅士的声音听来仍旧一如既往地亲切而又和缓——自打他来到这里以后，这声音已经为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可是这会子却又带上了某种绝不会弄错的鬼鬼祟祟的成分。正是因为这一点，再加上他正在杜邦先生的房内、应该正在跟这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侃侃而谈的事实，使得我没有去敲门，反而继续听了下去。
达林顿府各间卧室的房门都是很厚实的，我是无论如何也听不清楚完整的谈话内容的；因此上，我现在也很难回忆得起当时听到的确切的语句，其实当天的稍晚时候我向爵爷汇报此事时，情况就已经是如此了。话虽如此，这并不等于我对当时房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事实上，那位美国绅士正在表明这样的一个观点，即杜邦先生受到了爵爷以及其他与会者的操纵；他们故意将邀请杜邦先生与会的时间推后，以便于其他人等在他不在场时先行讨论重大的议题；即便在他来到之后，也有人看到爵爷与几位最重要的代表举行了好几次私下的讨论，而没有邀请杜邦先生参加。然后刘易斯先生就开始打小报告，把他来到这里第一天的晚宴上爵爷和其他人说过的那些话讲给杜邦先生听。
“坦白说吧，先生，”我听到刘易斯先生这么说，“我因为他们对于贵国人民的态度而惊骇万分。他们实实在在地使用了‘野蛮’和‘可鄙’这样的词汇。事实上，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把它们原原本本地记在了我的日记里。”
杜邦先生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然后刘易斯先生又说道：“我就跟您说吧，先生，我真是惊骇万分。这样的词汇能用来形容仅仅几年前还肩并肩站在一起的盟友吗？”
现在我已经不能确定当时自己有没有去敲门了；考虑到我听到的内容那令人警醒的性质，我当时的判断应该还是撤退为宜。反正是并没有在门外逗留太久——正如事后不久我责无旁贷必须跟爵爷解释清楚的那样——没有听到更多的内容，以便可以据以判断杜邦先生听了刘易斯先生的这番话以后到底会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第二天，会客室里的讨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激烈水平，到午餐时间的时候，唇枪舌剑的往还已经趋于白热化了。我的印象是发言的内容已经带有责难的意味，发言的态度也愈发无所顾忌，矛头直指杜邦先生，而他则手捻胡须，端坐在扶手椅中，几乎不言不语。每次暂时休会，我注意到——爵爷无疑也会有些担忧地注意到——刘易斯先生都会马上就把杜邦先生拉到某个角落或是别的他们能够不受打扰地密商的所在。我清楚地记得，用过午餐后不久，我无意中撞见这两位绅士就在藏书室刚刚进门的位置颇为鬼鬼祟祟地交谈，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是，他们一见到我走上前来，就马上闭口不谈了。
与此同时，家父的状况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据我的理解，他多数的时间都在昏睡，有几次我有点空余时间爬到那个小阁楼上去探望他的时候，他确实是沉睡不醒。我实际上一直都没有机会再跟他说说话，直到他病情再次发作后的第二天傍晚。
那次我进去的时候，家父也在睡梦中。可是肯顿小姐留下来照看家父的那个卧房的女仆一看到我就马上站起来，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蠢丫头！”我叫道。“你这是在干什么？”
“史蒂文斯先生交代过，如果您再来的话就叫醒他。”
“让他睡吧。他这个病就是累的。”
“他说过一定要把他叫醒，先生，”那姑娘道，又开始摇晃家父的肩膀。
家父睁开眼睛，在枕头上微微侧了一下头，看着我。
“希望父亲现在感觉好些了，”我说。
他继续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楼下一切尽在掌控中吧？”
“情况一直都瞬息万变。这才刚过六点钟，所以父亲也很可以想象此刻厨房里的气氛了。”
家父的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但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吧？”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我敢说您对此可以尽管放心。我很高兴父亲感觉好些了。”
他有些慎重地慢慢把胳膊从被单底下抽出来，疲惫地盯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很高兴父亲现在感觉已经大好了，”我最后又说了一遍。“现在我真的最好还是回去了。就像我说的，现在的情况真是瞬息万变。”
他又继续看了自己的手背一阵子。然后才缓缓地道：“真希望我对你来说是个好父亲。”
我轻轻一笑道：“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一个好儿子。希望我对你来说也是个好父亲。但我想我并不是。”
“恐怕我们现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早上找时间再聊。”
家父仍旧望着自己的双手，仿佛对它们略有些恼怒似的。
“真高兴您现在感觉好些了，”我又说了一遍，然后就告退了。
来到楼下，我发现厨房里几乎是一片混乱，而且总体来说，各级员工无不笼罩在一种极端紧张的气氛当中。不过，我很高兴地记得，到大约一个钟头以后的晚宴时间，就我的团队而言，展现出来的就唯有高效以及专业性的镇定自若了。
看到那座富丽堂皇的宴会厅高朋满座的场景，总是让人过目难忘，那天傍晚就是如此。当然了，略显美中不足的是那一排排鱼贯入场、清一色身着晚宴礼服的绅士们在数量上超过女性的代表太多，整体的氛围未免显得有些过于严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年餐桌上方悬挂的那两盏巨型的枝形吊灯还是以煤气为燃料的——整个大厅因此都笼罩在一片清浅而又柔和的光晕之中——不像电气化时代以后的灯光那样亮得刺眼。在会议期间那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晚宴上——大部分来宾预计第二天用过午餐后就将动身离开——在座的来宾已经卸去了那在前几天里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矜持和拘谨。不仅是闲谈更加随心和大声，我们发现斟酒的频率也显著提升。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晚宴进行得可说是相当顺畅，并无任何明显的差池；宴会临近结束之时，爵爷起身向众位宾客致辞。
他首先向在座的所有来宾表示感谢，因为在前两天的讨论当中“虽不时有令人振奋的坦率陈词”，却也始终秉持友好的精神以及乐见“善”最终获胜的意愿。他在前两天中亲眼目睹的团结一致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之预期，他确信，在次日上午举行的“总结”会上，与会者必将达成充分共识，承诺各自都将在瑞士即将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之前采取有效的行动。大约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知道他是否事先就已计划好要这么做——爵爷开始缅怀起了他的故友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这实在是个小小的不幸，这一直都是爵爷心念系之的一个话题，而且他一提起来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或许有一点也该说明，即爵爷从来就不是那种可以被称为天生演说家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整个宴会厅就响起了坐立不安的嘁嘁喳喳声，这表明听众们已经渐渐失去了耐心。说实话，到了爵爷终于把话讲完，敦请诸位来宾全体起立为“欧洲的和平与正义”而干杯之时，那种嘈杂的程度——或许也是大家尽兴畅饮的结果——在我看来已经迹近于失礼了。
众人纷纷再次落座，闲谈重又开始启动之际，突然响起一阵颇有权威性的指节敲击桌面的声音，杜邦先生已经站了起来。立刻，室内全都安静了下来。这位显赫的绅士以近乎严厉的目光环视了餐桌周围的众人一眼。然后他说：“我希望我并没有僭越在座的某位绅士所肩负的职责，不过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人提议大家共同举杯感谢我们的主人，最可敬、最仁厚的达林顿勋爵。”现场响起一阵喃喃的赞许声。杜邦先生继续道：“在过去这几天的时间里，大家在这幢府第里讲过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事。很多非常重要的事。”他稍作沉吟，此刻的宴会厅里一片肃静。
“有很多言论，”他继续道，“非常含蓄甚或坦率地批评——这个措辞还不算是言过其实——批评了敝国的外交政策。”他再次稍作沉吟，神色相当严峻。你也许都会以为他动怒了。“在这两天当中，我已经几次听到对于欧洲当前异常复杂的情势所做的详尽而又睿智的分析。不过恕我直言，还没有一种分析对于法国为什么会对其邻国秉持这样的态度表现出真正的理解。然而，”——他伸出一根手指——“现在不是进行此类辩论的时候。事实上，在过去的这几天当中我一直都刻意地避免参与这类辩论，因为我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倾听的。现在请容许我告诉诸位，我在这里听到的不少意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诸位也许要问了，这印象到底有多么深刻呢？”杜邦先生再度稍作沉吟，以一种近乎悠闲的态度挨个儿扫视了一圈所有注视着他的面孔。最后他才继续道：“先生们——还有女士们，请原谅——对此我已进行过反复的思考，我希望借此机会推心置腹地跟诸位交个底：尽管对于如何解读欧洲目前的真实现状，我本人与在座的诸位之间仍然存在着分歧，尽管如此，对于大家在这次会议中所提出的要旨，我深为信服，先生们，既为其正义性又为其务实性而深深信服。”一阵既宽慰而又欢欣的喃喃低语传遍了餐桌周围，可是这时杜邦先生却稍稍提高了嗓音，压过这阵窃窃私语继续道：“我很高兴向在座的诸位做出保证，我保证竭尽个人的绵薄之力，努力促成法国政策的重心之改变，以期符合本次会议的多数意见。而且我将赶在瑞士会议之前及早地采取行动。”
宴会厅里响起了阵阵掌声，我看到爵爷跟大卫爵士交换了一个眼色。杜邦先生举起手来，不知道是表示接受还是阻止大家的掌声。
“不过在我接下来向我们的主人达林顿勋爵表示感谢之前，我还有件小事不吐不快，希望能在此一抒胸臆。诸位也许有人会说，在餐桌上把自己胸臆中的东西吐出来可是有些失礼之举。”这句话引来了热情的欢笑。“不过我在这类事情上一直都是直言不讳的。这就像一定要正式地、公开地向达林顿勋爵表示感激之情一样，是他将我们召集到这里，并使得目前这种团结一致、友好善意的精神成为可能的；同样，我也相信一定要公开地谴责任何跑到这儿来滥用主人的殷勤好客，一门心思只想着散布不满和猜疑的宵小之辈。这种人不但在社交场合令人厌恶，在我们现今的社会气候之下更是极端危险的。”他再次稍作沉吟，整个宴会厅里再次鸦雀无声。杜邦先生继续语气平静、从容不迫地道：“对于刘易斯先生我只有一事不明：他那令人憎恶的行径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当局的态度？女士们、先生们，那就请容我斗胆一猜吧，因为对于这样一位几天来已经充分地展现出其欺诈水准之高的绅士，我们是没办法指望他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诚实的答案的。所以，我也就只能姑且一猜了。当然了，如果德国不再继续赔款，美国自然会很关心我们对其债务的偿付能力。不过在过去这半年当中，我也曾有机会跟不少位高权重的美国人士直接讨论过这个问题，依我看来，该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要远比他们这位在座的同胞所代表的观点高瞻远瞩得多。我们所有这些关心欧洲未来福祉的人尽可以但放宽心，因为事实上刘易斯先生现在的影响力——我们该怎么表述呢？——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您也许会觉得我这么丝毫不肯假以辞色未免过于不近人情，但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我已经算得上是仁至义尽了。您瞧，我并没有把这位绅士一直以来对我说的那些话原样搬出来——关于在座的每一位。他所说的那些话，其技巧是如此拙劣低能，其态度是如此厚颜无耻，其内容是如此粗鄙下流，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谴责的话已经说够了，该是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了。那就请跟我一起，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起举杯敬达林顿勋爵。”
杜邦先生在讲这番话的过程中，一直都不曾朝刘易斯先生的方向看过一眼，也确实，大家在向爵爷敬酒致谢、再次落座后，目光也似乎全都刻意地避免朝那位美国绅士看去。一种令人难堪的沉默一度笼罩了宴会现场，然后刘易斯先生终于站起身来。他的脸上仍习惯性地堆满了亲切的笑容。
“喔，既然每个人都发表了讲话，我不妨也来说上两句，”他说道，听他的声音明显是已经喝得很不少了。“对于我们的法国朋友刚才的那一番无稽之谈，我没什么话好说。对那样的言论我根本就不屑于理会。有多少人都曾妄图将此谰言强加到我头上，我见得多了，但让我来告诉诸位吧，先生们，这也不过是枉费心机。枉费心机罢了。”刘易斯先生突然停住了话头，一时间似乎不知该如何接下去才好了。终于他又笑了笑，继续道：“如我所说的，我不会再在我们那位法国朋友身上浪费时间了。不过事有凑巧，我倒确实还有几句话想说。既然我们现在都这么坦诚相见了，我也就实话实说吧。你们在座的诸位先生，恕我直言，你们全都不过是一群幼稚的梦想家罢了。你们要是不这么一门心思地想着掺和影响全球的那些重大事务的话，你们其实还都挺有魅力的。就拿我们这位善良的东道主来说吧。他是何等样人呢？他是位绅士。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任何人会反对的。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正派，诚实，用心良苦。可是这位爵爷却是个外行。”他在这个字眼上面略作停顿，并且环顾了一下众人。“他是个外行，而如今的国际事务已经轮不到这些外行的绅士们插手了。这一点，你们这些欧洲人越早明白越好。诸位在座的为人正派、用心良苦的绅士大人们，让我问你们一句，你们知道你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什么样子吗？你们可以出于你们那高贵的本性治国理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不过当然啦，你们这些欧洲人似乎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像我们善良的主人这样的绅士仍旧相信，他们就该去瞎掺和那些他们根本就不懂的事务。这两天以来，在这儿说了多少蠢话和废话。用心良苦、天真幼稚的蠢话和废话。你们这些欧洲人需要专业人士来掌管你们的事务。你们如果仍旧执迷不悟，很快你们就要大难临头了。举杯吧，先生们。让我们一起举杯——敬专业精神。”
现场一阵惊愕，寂然无声，没有一个人动弹。刘易斯先生耸了耸肩膀，举起酒杯向所有人照了一圈，一饮而尽，坐了回去。达林顿勋爵几乎马上就站了起来。
“我本不希望，”爵爷道，“在我们这济济一堂的最后一个夜晚陷入无谓的争执当中，因为这是个欢庆胜利的时刻，大家本该好好享受一下的。不过正是出于对您这种观点的尊重，刘易斯先生，我感觉就更不应该把它当作某个街头怪人的演说那样置之不理了。让我这么来说吧：您所谓的‘外行’，先生，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更愿意称之为‘荣誉’。”
这番话引来了一阵响亮的赞许声，夹杂着几句“听听，听听”的感叹声以及几声鼓掌和喝彩。
“更重要的是，先生，”爵爷继续道，“我相信我很清楚您所谓的‘专业精神’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无非是通过欺骗和操纵的手段来为所欲为。它指的无非是依照自己的贪欲和利益来排定轻重缓急，而绝非是为了看到善良与正义在世界上获得胜利。如果这就是您所谓的‘专业精神’，先生，我实在是有些嗤之以鼻，巴不得对它敬而远之呢。”
这一席话赢得了迄今为止最为热烈的赞许声，继之以热情而又持久的鼓掌和喝彩。我看到刘易斯先生冲着自己的酒杯微微一笑，萎靡不振地摇了摇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察到第一男仆来到我身边，附耳对我悄声道：“肯顿小姐想跟您说句话，先生。她就在门外。”
我尽可能小心翼翼地悄悄退出，因为爵爷仍然站在那儿，正在发表进一步的看法。
肯顿小姐一脸忧色。“令尊的情况非常危急，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我已经派人去请梅雷迪思大夫了，不过据我所知他可能要稍微耽搁一会儿。”
我的面色想必是有些摸不着头脑，因为肯顿小姐又接着道：“史蒂文斯先生，他的情况真的非常不好。您最好是去看看他。”
“我只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先生们随时都有可能离席前往吸烟室。”
“当然。不过您现在务必要去一趟，史蒂文斯先生，要不然事后您也许会追悔莫及的。”
肯顿小姐已经在头前领路了，我们急匆匆地穿过府第，朝家父那个小阁楼上的房间奔去。莫蒂默太太，我们的厨娘，正站在家父的床头，身上的围裙都没摘。
“哦，史蒂文斯先生，”我们一进来她就道，“他已经快不行了。”
确实，家父的脸色已经变成了一种暗红色，我还从没见过哪个活人有过这样的面色。我听见肯顿小姐在我身后轻声说：“他的脉搏非常弱了。”我凝视了家父一会儿，轻轻摸了一下他的额头，然后就把手抽了回来。
“依我看，”莫蒂默太太道，“他是中风了。我这辈子亲眼看到过两次中风，我想他是中风了。”说着，她就哭了起来。我注意到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煎炸和烧烤的气味。我转过身对肯顿小姐道：
“这太让人难过了。可是，我现在必须回到楼下去了。”
“当然，史蒂文斯先生。大夫到的时候我会告诉您的。或者出现任何变故的时候。”
“谢谢您，肯顿小姐。”
我匆忙来到楼下，及时地赶上了绅士们正开始移师到吸烟室。几位男仆一看到我也似乎松了一口气，我马上示意他们各就各位。
不管在我暂时离开期间宴会厅里到底发生过什么，反正现在的客人当中洋溢着的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欢庆气氛。在整个吸烟室里，绅士们成群地站在一起，全都有说有笑，相互拍着对方的肩膀。刘易斯先生，据我判断，已经告退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我穿梭于诸位宾客之间，托盘上摆着一个装满波尔图葡萄酒的酒壶。我刚为一位绅士斟了一杯，一个声音在我背后说：“啊，史蒂文斯，你对鱼儿也感兴趣的，你说过。”
我转身，发现是小卡迪纳尔先生正对我笑逐颜开。我也微微一笑，说：“鱼儿，先生？”
“我小时候曾在一个鱼缸里养过各个品种的热带鱼。简直可以称得上个小水族馆了。我说，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我又笑了笑。“我挺好的，谢谢您，先生。”
“你说得很是，我真该春天的时候再到这儿来一趟。那时候的达林顿府肯定美极了。上次我来这儿的时候，我想也是在冬天。我说，史蒂文斯，你确定你没事吗？”
“我好端端的，谢谢您，先生。”
“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吧？”
“绝对不是，先生。我暂且告退了。”
我又继续为他们几位客人斟酒。我背后爆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我听到那位比利时神职人员兴奋地嚷道：“这可真是异端邪说！绝对是异端邪说！”然后自己又放声大笑。我感觉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肘，转身发现是达林顿勋爵。
“史蒂文斯，你没事吧？”
“没事，先生。我很好。”
“你看起来好像哭了。”
我笑了笑，掏出手帕迅速了擦了擦脸。“非常抱歉，先生。是劳累了一天，太紧张了。”
“是呀，确实够累的。”
有人跟爵爷讲话，他转过身去作答。我正准备继续四处走动侍酒的时候，透过敞开的房门看到了肯顿小姐，她正朝我点头示意。我就穿过人群朝门口走去，可是还没到门口，杜邦先生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
“管家，”他说，“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找些干净的绷带过来。我的脚又受不了了。”
“好的，先生。”
我继续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意识到杜邦先生就跟在我后头。我转过身对他说：“我会过来找您的，先生，一拿到绷带就马上过来。”
“请快一点，管家。真有点疼。”
“好的，先生。非常抱歉，先生。”
肯顿小姐仍然站在门厅里我第一次看到她的地方。我一出来，她就默不作声地朝楼梯走去，奇怪的是举动中又没有一点着急的意思。然后她才转过身来对我说：“史蒂文斯先生，我深感遗憾。令尊在大约四分钟以前过世了。”
“我知道了。”
她看了看她的手，然后又抬眼看着我的脸。“史蒂文斯先生，我深感遗憾，”她说。然后又补充道：“真希望我能说些什么。”
“不必了，肯顿小姐。”
“梅雷迪思大夫还没有到。”她低下头好一阵子，忍不住迸发出一声啜泣。不过她几乎马上就控制住了自己，声音沉着地问：“您想上去看看他吗？”
“我眼下实在是太忙了，肯顿小姐。过一会儿再说吧。”
“这样的话，史蒂文斯先生，您允许我为他合上眼睛吗？”
“如果您肯的话，我将感激不尽，肯顿小姐。”
她开始走上楼梯，但我又叫住她，跟她说：“肯顿小姐，请别把我此刻不肯马上上楼去为家父送终看作不近人情之举。您知道，我相信家父也会希望我现在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当然，史蒂文斯先生。”
“否则的话，我感觉，反而会让他感到失望。”
“当然，史蒂文斯先生。”
我转过身，那装着波尔图葡萄酒的酒壶仍旧在我的托盘里，重又回到了吸烟室。在那个相对狭小的房间里，就像是出现了一片由黑色的晚宴礼服、灰白的头发和雪茄烟雾组成的森林。我在这帮绅士们当中缓步前进，寻找需要添酒的酒杯。杜邦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管家，我的事情你关照过没有？”
“我很抱歉，先生，可是眼下还没办法立刻为您提供帮助。”
“你这是什么意思，管家？你们的医疗用品都用光了吗？”
“实际的情况是，先生，有位大夫正往这儿赶。”
“啊，太好了！你已经叫了大夫来了。”
“是的，先生。”
“好，很好。”
杜邦先生重新回到他跟旁人的谈话中，我则继续在房间里转悠了一段时间。其间，那位德国伯爵夫人突然从男人堆里冒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为她斟酒，她就自己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些波尔图。
“你得替我夸奖一下你们的厨娘，史蒂文斯，”她说。
“当然，夫人。谢谢您，夫人。”
“还有你和你的团队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非常感谢您，夫人。”
“在晚宴进行当中，史蒂文斯，我一度还当真以为你至少一下子变成了三个人呢，”她说得开心地笑了起来。
我马上也报以一笑，说：“我很高兴能为您效劳，夫人。”
一会儿以后，我看到小卡迪纳尔先生就在不远处，还是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我猛然想到，这位年轻的绅士置身于这么一大群显赫的人物当中可能会有些畏畏缩缩的。反正他手里的酒杯也已经空了，我于是朝他走了过去。他看到我过来显得非常高兴，立刻把酒杯朝前一递。
“我想，你热爱大自然是件极好的事，史蒂文斯，”他在我给他斟酒的时候说道。“我敢说，达林顿勋爵有你这么一位行家里手帮他督促园丁的工作，也真是一大福气。”
“您说什么，先生？”
“大自然呀，史蒂文斯。那天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谈论大自然的神奇奥妙吗？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伟大的奇迹，我们都未免太过沾沾自喜了。”
“是的，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看我们整天谈论的都是些什么。合约啦，疆界啦，赔款啦，占领啦。而大自然母亲却一直都以她美好的方式生生不息。这么想问题的话确实挺可笑的，你说是不是？”
“是的，确实是这样，先生。”
“我有时在想啊，如果万能的上帝将我们都创造成为——呃——某种植物什么的，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你知道，全都牢牢地扎根在土壤当中。这么一来，像战争啊，疆界啊之类的这些鬼话岂不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出现了吗？”
这位年轻的绅士似乎觉得这是个很有趣儿的想法。他笑了笑，又想了想，又笑了笑。我也和他一起笑了笑。然后他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捅我说：“你能想象得出吗，史蒂文斯？”然后又笑了起来。
“是的，先生，”我也笑着说，“那将成为一个最为奇特的替代性选择。”
“可是我们仍旧需要像你这样的伙计来回地传递口信、端茶倒水什么的。要不然，我们又怎么能办成任何一件事呢？你能想象得出吗，史蒂文斯？我们全都扎根于土壤中？你想象一下！”
正在这时，一个男仆出现在我身后。“肯顿小姐想跟您说句话，先生，”他说。
我跟卡迪纳尔先生告了罪，朝门口走去。我注意到杜邦先生显然一直就守在门边，看到我走近了，他就问我：“管家，大夫到了吗？”
“我正要出去看看，先生。我马上就回来。”
“我真是有点疼。”
“我很抱歉，先生。大夫应该很快就到了。”
这一次杜邦先生就干脆跟着我走了出去。肯顿小姐又一次站在门厅里候着。
“史蒂文斯先生，”她说，“梅雷迪思大夫已经到了，现在到楼上去了。”
她是特意压低了声音说的，可是我身后的杜邦先生却马上大声叫道：“啊，太好啦！”
我转身对他道：“那就请您随我来吧，先生。”
我把他领进弹子房，他在一把皮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脱鞋子的时候，我赶紧把壁炉里的火拨旺。
“很抱歉这里实在有点冷，先生。大夫马上就会过来了。”
“谢谢你，管家。你做得很到位。”
肯顿小姐仍在门厅里等着我，我们俩默不作声地一起穿过整个府第。来到父亲的房间，发现梅雷迪思大夫正在做着一些记录，莫蒂默太太哭得很伤心。围裙还在她身上，显然她一直就是拿它来擦眼泪的；结果弄得她脸上尽是一道道油渍，她那副模样简直就像是在参加一场假扮黑人的滑稽说唱秀。我原本以为房间里肯定会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但是拜莫蒂默太太——或者是她的围裙所赐，房间里居然一股子烧烤味儿。
梅雷迪思大夫起身对我说：“请节哀顺变，史蒂文斯。令尊发作的是一次严重的中风。他应该没有遭受太多的痛苦，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这个病你无论做什么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谢谢您，先生。”
“我这就走了。你会安排好一切后事吧？”
“是的，先生。不过如果方便的话，楼下有一位最为尊贵的绅士还需要您的诊治。”
“紧急吗？”
“他表达了迫切需要见到您的愿望，先生。”
我领梅雷迪思大夫下去，带他来到弹子房，然后立刻又返回了吸烟室，那里的气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已经变得越发欢快友好了。
当然了，绝不应该由我来暗示，我已经配得上跟我同辈的比如说马歇尔或是莱恩先生一样，跻身于“伟大”的管家之列了——虽然也不应讳言，确有很多人或许是出于谬赏之意，过于慷慨地倾向于如此认为。请容我澄清一下，当我说一九二三年的那次会议，尤其是那个夜晚在我的职业发展进程中构成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主要是以我自己那远为卑微的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如果您能考虑到那一晚我所承受的那些不可预料的压力，倘若我斗胆认为我在面对一切意外情况时，也许的确表现出了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尊严”素质——这种素质只有像马歇尔先生，或者实事求是地说，像家父这样的管家才能具备的，您或许不会认为我是过于自欺了吧？的确，我又何必要惺惺作态呢？那一晚诚然会有种种令人悲痛的联想，但每忆及此，我发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总会油然而生。
[1]西俗通常只有长对幼、上对下，或熟识的朋友间才会直呼其名（教名），否则应称呼对方的姓氏以示客气。
[2]凯恩斯（john 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创始人，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并管理通货，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3]威尔斯（herbert e wells，1866—1946），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社会问题小说《基普斯》、《托诺-邦盖》以及历史著作《世界史纲》等。
[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协约国与德国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十日生效。一九一八年十月德国政府请求美国总统威尔逊协调停战时，宣称接受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精神作为公平合约的基础。但协约国要求“德国赔偿一切从陆海空入侵协约国时对人民及其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条约是一九一九年春巴黎和会时起草的，当时的决策者为“四大领袖”：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美国总统威尔逊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前三人事实上握有决定权。战败国根本无权过问条约内容，其他协约国也只起配角作用。条约规定，德国的人口和领土均减少百分之十，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条约起草时，很难计算德国人赔偿损失的精确数字，尤其是对法国和比利时的赔款。到一九二一年，有一专门机构估定德国民众的损失总额为三百三十亿美元。尽管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筹集此项巨款势必扰乱国际金融秩序，协约国仍坚持要德国赔款。条约还规定，如果德国拖欠款项，协约国可以采取惩罚措施。四大领袖，尤其是克列孟梭，希望确保德国永远不会对世界造成军事威胁。和约包括许多这样的细则条款，比如德军人数不得超过十万，撤销总参谋部；禁止制造装甲车、坦克、潜水艇、飞机和毒气；只指定少量工厂生产武器弹药；拆除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内的一切堡垒和工事。《凡尔赛和约》遭到德国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合约是强加给他们的，这与十四点精神背道而驰，认为合约要他们做出破坏德国经济的难以忍受的牺牲。《凡尔赛和约》在被批准后的几年间做出了不少有利于德国的修改。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苛刻的合约以及后来对其条款的不认真执行，实际上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军国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